《囧男孩》《艋舺》《翻滚吧》三部曲练就教母
工作时的李烈，看上去非常入神，比较严肃。(图片由李烈提供)
工作时的李烈，看上去非常入神，比较严肃。(图片由李烈提供)
工作时的李烈，看上去非常入神，比较严肃。(图片由李烈提供)
为了《翻滚吧！阿信》，李烈参与各类造势活动，日前终于痛饮庆功酒。
为了《翻滚吧！阿信》，李烈参与各类造势活动，日前终于痛饮庆功酒。
为了《翻滚吧！阿信》，李烈参与各类造势活动，日前终于痛饮庆功酒。
捧出三部电影，李烈愈战愈勇。“哪怕只有一次机会，你都要用力翻滚！”近日，台湾电影《翻滚吧！阿信》在台湾热映，讲述一位体操男孩拼搏的励志故事，迅速掀起一阵“翻滚”热潮。据悉，该片自本月12日上映以来，首周3天，全台湾票房夺1600万新台币(约合351.7万元人民币)，刷新《鸡排英雄》与《杀手欧阳盆栽》的上映首周纪录，成为今年台湾电影上映首周票房冠军。之后，影片气势越走越强，5天即超过2000万新台币(约合440万元人民币)，两周10天票房已突破4260万新台币(约合936万元人民币)。“票房佳绩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但因为自己的作品能感动人心，因而对世界有些更好的改变，也是让我们坚持走下去的最大动力。”导演林育贤日前在台北西门町向影迷谢票时说道。在这部电影的幕后团队中，有一个人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她就是监制李烈。
台湾电影界，够得上教母级别的人不多，最有分量的当属焦雄屏、张艾嘉。现在这个阵营又增多一位：李烈。到目前为止，尽管她只监制了《囧男孩》、《艋舺》、《翻滚吧！阿信》三部影片，但各部影片均获得票房佳绩，意义非同一般：小成本电影《囧男孩》以小博大，李烈首次试水制片，即获得成功，影片与《海角七号》一起成为2008年台湾电影复苏浪潮中的代表；随后，2010年2月上映的《艋舺》，以9000万新台币的超大投资规模制作，闯入春节档，创下多个台湾电影第一的纪录，包括创下台湾电影首日最高票房、成为20年来首次杀入春节档的台湾电影等，风头一时无两；近日热映中的中级制作《翻滚吧！阿信》，成绩亦相当喜人。
2010年第4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李烈凭《艋舺》获得“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奖。今年，在代表台湾文化类最高认可的“总统文化奖”中，李烈获颁“创意奖”。评审认为她“以改革、创新的方式，创造商业电影新的营运模式，让台湾本土电影有新的未来”，贡献应受肯定(电影界获得该奖肯定的另外一位人士，是导演侯孝贤，获颁“文艺奖”)。三部影片，囊括高中低三个级别的制作规模，让监制界新人李烈有了一个完整的经历。同时，三部影片分别尝试、证明了台湾电影制作的各种可能性，令李烈迅速成熟，扛起大梁。毫不夸张地说，李烈的三小步，给台湾电影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今年5月，台北电影节开幕仪式上，电影节主席张艾嘉对李烈说，“看看台下的人，我只认识李烈，显示台湾新电影时代终于来临了。现在要靠她接班，我们都疲惫不堪了。”这一场景，被外界认为是在“交接棒”，亦彰显李烈的重要地位———她已成为大家公认的台湾电影新一代教母。
近日，李烈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畅聊做电影监制前后的一路经历，“我的电影路讲起来好像很顺利，可是每场仗都是很硬很硬的仗。其实每场仗都打得很辛苦。”这些故事，传奇兼具辛酸苦辣。不过，提到“教母”一词，李烈却连连称道：“千万别这样叫。我怕，我很怕。坦白地说，现在几部片子卖好了，人家给我这样一顶帽子戴，你怎么知道哪天我的电影就会卖垮呢？”她还说：“现在大家是把力气放在让台湾电影可以更被大家接受这件事情上面，其他的那些东西真的都没那么重要。”南都记者 陆欣 实习生 许颖秀
教母前传
从演员到商人，再到制作人
李烈，曾是台湾当红女演员。从1978年出演李行导演的电影《小城故事》开始，在大学念国际新闻专业的李烈，偶然一脚踏入娱乐圈。之后，她以玉女之姿演绎了诸多影视剧，《一剪梅》里的万秋玲、《含羞草》中的范家慧……但后来，她毅然挥别演员身份，下海经商。在成为监制一姐、台湾新一代教母之前，中间这十多年的日子，李烈走得跌跌撞撞，并非一帆风顺。她说，这段经历让她懂得许多，也为日后做商业电影积累了经验。
第一次翻滚：演戏不好玩，做生意去！
上世纪80年代，李烈火到不行，“打开电视机，一个礼拜7天，有5天都可以看到我的戏，不同的戏哦。”不停地演戏，李烈并不享受，而是愈来愈抵触。她发现，这种表演状态，不是她想要的。
“根本没有时间去认真消化所要演的角色，完全靠着经验和技巧在表演。那些表演都是很皮肉的东西，都不能感动自己，不能说服自己，我会觉得很痛苦，没有享受到表演的快乐”，李烈强调说，“我做事情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是：这件事情它可以很辛苦，但它一定要让我觉得很好玩。我常常说自己喜新厌旧，那个东西玩到已经生厌，我就不想玩了。”
演戏不好玩，就再找一个好玩的东西来做。随后，她选择的是：做生意。1989年，也就是她31岁那年，李烈与朋友合资在大连开了家成衣工厂。仗着年轻，骨子里又有一股冲劲，胆子大，“做电视剧我们都要自己准备服装，我对弄造型还是蛮有信心的，所以可以试一下”。这一试，最开始的情况倒是挺好，有她这块大明星的活招牌，第一年生意顺风顺水，令其有些飘飘然。她迅速在北京、上海、沈阳、南京等地都设点。结果，过度扩张，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摸爬滚打5年后，最终宣告失败，“我赔了1000多万新台币！那个年代，1000多万新台币是很大的数字，积攒的钱都赔了。就是年轻时赚的钱都没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这件事，令其自信心崩盘，回到台湾后，她一蹶不振，整整有两年的时间，常常把自己关在家中不见人。
所幸的是，当时她还有爱情的抚慰。几乎与开展新事业同步，1988年，李烈与罗大佑拍拖，到2000年修得正果领证结婚，爱情长跑曾是一段佳话(这是她第二段婚姻，第一段是24岁时嫁给毛学维)。但仅一年时间，两人劳燕分飞。
事业与感情双双失意，但李烈并未陷入绝境。从不如意之中，她明白：赔惨了，这是“花钱买教训”，懂得成本概念；婚姻失败，懂得“自己爱自己比任何人爱自己更重要”。最重要的是，她还学会———做事不仅要有兴趣、新鲜好玩，还要有认识：“我太小就出来拍戏，出道太顺利了，那个顺利的东西让我不知天高地厚。对人生的东西根本没概念。怎么会去做一个自己完全不懂的事？失败真的是你自己活该。”
第二次翻滚：生意不熟悉，做电影去！
选自己最熟悉的，还是得回演艺圈。但不是演戏，而是转做幕后。李烈清楚，幕前的空间是年轻偶像的。“我刚出道时是拍电影，后来拍了电视。那时候，台湾电影圈有一个不成文的观念，如果你电视演太多的话，电影一般就不会找你。这个东西对我来讲一直是个遗憾。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不管是拍电影或做电影，还是希望能做一些关于电影的事情。做影像的人，不管怎么说，电影还是最终的梦想。”做电影———这股埋藏许久的心思蠢蠢欲动。
但这次，李烈不再冲动，没有一股脑冲入电影圈，而是从电视制作人做起，“坦白地说，我刚刚进入制作领域，还是个新人，我不可能、也不敢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冲动，去贸然做一些事情。当时台湾电影，状况还是很惨的。在电视那一块的那段时间我学了很多东西，让我有机会去了解电影现在在做什么。”
2001年，她和朋友开设影视剧制作公司，制作的第一部电视剧是《M R.CO M之死》，在台湾电视大奖“金钟奖”上一举获得9项提名。后来，她还过了一把演戏的瘾，2006年凭借《网络情书》获得第41届台湾金钟奖迷你剧集最佳女主角。
2007年，李烈出手了，选择了一部以孩童为主角的电影《囧男孩》，开启电影监制之路。为什么选择那个时机？李烈回忆说，当时她观察到有一丝丝新气象出现，“出来了一些新的导演，观众也开始肯进戏院，看台湾电影的人开始慢慢有了。”
其中，她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年青一代的导演，他们拍的电影讲故事的方式跟之前的电影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台湾的电影，普遍给人的感觉是很闷、看不懂。而新一代的导演开始不再拍那些让人看不懂的电影，当然不是全部，还有人在拍让人看不懂的电影。有一些年轻的导演，他们拍的电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容易跟观众做沟通的。我开始思考，因为这些年轻的导演，他们都是看好莱坞电影或看漫画长大的，所以他们说故事的方式就跟之前的人不一样。”
李烈觉得，“电影，不管怎么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娱乐性的东西，它娱乐的意义应该大过其他的东西，因为它是得符合大众看的。”所以，年轻导演说故事的方式转变，“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转变。”她感受到，长此以往，“台湾电影开始在融冰了，是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好像到了自己可以尝试的时候了。”
教母炼成 三步定江山
在电影监制的路上，李烈只迈出三步，却创造了不止三步的影响和力量。她，台湾电影新一代教母从这三步中成长、成熟起来。2008年《囧男孩》，一部仅1500万新台币的小成本电影，斩获3600万新台币票房，新导演+新监制+两个小孩当主演，这个组合让李烈一战成名。“像是拿到一个证，进入电影行业的一个通行证，”她说，证明了自己选择的时机是合适的。第二步，她跨了一个大大的步，挑战了高达9000万新台币的大制作《艋舺》，多个纪录的成绩证明，台湾电影做大的空间是存在的。与前两部稍显被动有所不同，第三步，李烈有计划地选择尝试中级成本的制作，这次她想证明的是，扩大中级制作的规模，不要老是一两千万新台币拍片了，“3500万新台币才算基本配备”。
第一步：试水，《囧男孩》一战成名
“像是拿到一个证，进入电影行业的一个通行证”
影片《囧男孩》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两个调皮捣蛋、异想天开的小男孩之间的友谊与亲情。“只要搜集到十台大的电风扇，就可以制造一个超大的龙卷风去异次元。”两个调皮小孩，认为这种方式可以直达自己梦想中的乐园。影片风格平实，却不闷，小孩的天真想法、简单举止，极易勾起观者的童年回忆，引发共鸣。
李烈监制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这样一部用简单打动人的作品。影片拍摄前，没人看好。一来没有明星阵容，两个小孩担当主演？肯定没有票房保证！二来，导演是个新的，风险太大。当李烈拿着剧本去寻找投资，基本无功而返。但她坚持，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做演员到年纪大，我看太多剧本了，所以剧本能打动我的话，我就认为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剧本。一个好的剧本，又能有一个好的导演在拍它，它没有理由不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于是，拿着500万新台币电影辅导金，李烈就开始拍片，边拍边筹钱，找妈妈向银行抵押房屋贷款，找遍身边朋友借钱，最后以1500万新台币的资金把片子拍了出来。
李烈回忆说，在刚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借钱，完全没有想过成功与失败这四个字。“那时候只想，就算它赔钱，我也要把它做好！就是我的‘第一次’，它可以赔钱，但它绝不能是一部让我觉得丢脸的片子。”
2008年9月，影片上映后，获得3600万新台币票房，缔造小成本电影的票房佳绩，成为一匹黑马。当时，十年没买台湾电影的日本N H K，火速买下《囧男孩》日本版权。片中饰演“骗子2号”的潘亲御，亦因此获得由南方都市报举办的第九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新演员奖。
李烈说，这部作品的成功，第一是让她坚信自己的理念，“电影一定要能感动人”；第二则让外界对她做电影的能力予以认可，“以前大家对于我做电影这件事情，可能还存疑。可是当《囧男孩》那个成绩单交出来之后，大家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当我后来做《艋舺》，就比做《囧男孩》顺利很多。像是拿到一个证，进入电影行业的一个通行证。”最后，这次尝试印证了她之前的设想，“台湾电影开始解冻，能活下去了。”
第二步：向前冲《艋舺》再战威猛
“台湾电影其实是有那个空间去做更多事情的”
人如其名，李烈，每一步走得都很刚烈、决然。第二部作品，她居然挑战了高达9000万新台币成本的大制作《艋舺》。该片会集阮经天、赵又廷、柯佳嬿、陈汉典等一批年轻偶像派明星，还有马如龙等资深演员，上演了一场黑帮小混混间的兄弟情感大戏。
“我的电影路讲起来好像很顺利，可是每场仗都是很硬很硬的仗。其实每场仗都打得很辛苦。”回想起之前的日子，李烈感慨万分，尤其是《艋舺》。她告诉南都记者，该片原本的制作费只是定在3000万新台币的中等规模。后来与发行公司商谈，对方的意见是：这片可以排在春节档。这个建议，让李烈相当振奋：20多年了，台湾电影市场的春节档均被海外大片或华语片占据，台湾本土电影缺席已经很久很久。她当机立断，“我很清楚，春节档的片子就不是普通档期片子的长相：该有的场面，该有的规格，你通通都得有。就一下子让制作费跳到了6000万新台币，那后来整个是花了7000万新台币拍完。加上后来的宣发，花了9000万新台币。可是如果它不是春节档的话，就是3000万新台币把它拍掉。”她清楚记得，当时自己曾说过一句激情四溢的话，“光为了‘春节档’这三个字，我怎么样都要拼死把它做好！”
从影片筹备到敲定档期，整个团队只有一年的时间来完成整部电影，包括前期准备、拍摄以及后期制作，时间相当紧。李烈的监工任务相当艰巨，拼时间、抓成本，她只能严肃以对，几乎没有笑容。拍摄时，一向以姐弟相称的李烈与导演钮承泽，关系都紧张兮兮的，钮承泽常在现场对工作人员大喊：“快点快点，后面有两把刀子在盯着！”最终，《艋舺》顺利在2010年2月上映，杀出一片灿烂的光景：首日票房1800万新台币，创下台湾电影史上最高纪录；票房六天过亿，破亿速度为台湾电影第一；160个厅同步上映，创下台湾电影播放厅数第一位的纪录。影片还捧出一位金马影帝阮经天。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受到盗版的影响，该片最终仅收获2.6亿新台币票房，赚钱不多。李烈有些痛心地说：“盗版满天飞，卖得比电影还好，听说火到他们都来不及印。其实我们上片第一周就预估这个片子基本上3亿新台币没问题，应该可以到5亿新台币，盗版把我们的票房刮走了。”不过，这次铆足劲向前冲的大跨步，已让她倍感满足，因为她冲破了常规与障碍：“《艋舺》应该让很多台湾电影人很清楚，台湾电影其实是有那个空间去做更多事情的。大家可能不用像以前那样，关着门在家像做手工那样做台湾电影，潜力那个东西是有的，大家才对把电影做大这件事有信心。”
第三步《翻滚吧！阿信》，愈战愈勇
“想证明3500万新台币对一部电影来讲算是一个基本配备”
《翻滚吧！阿信》改编自真人真事，讲述一个体操运动员阿信曲折拼搏最终获得成功的励志故事。李烈说，前面两部电影，分别尝试了低成本与大制作，第三部她有意地选择了中级成本来挑战。“之前大家都以1500万新台币到2000万新台币的成本来做中级电影，觉得这是安全数字。但我自己坦白来说，会认为3500万新台币对一部电影来讲算是一个基本配备。再低的话，就变成整个格局也拉不大。其实，3500万新台币在大陆来讲的话，那根本就是非常小成本的制作。我想尝试一下，去证明，台湾电影，你用这样的制作成本，是可以收回成本的。证明给大家看这条路是可以走的。”她自信地表示，“以前大家都不敢做嘛，现在不管怎么说，在台湾我做电影大家还是比较有信心，我不来起这个头的话，就没人来做这件事了。”
除此之外，在李烈心中，还有一股“暗拼”之气。原因是《艋舺》上映后曾引来一些争议，有意见认为影片黑帮打斗的暴力因素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让李烈心生委屈，“我这两年来做这些事，其实很大的一个目的是走商业路线，希望能把台湾观众拉进戏院。让观众比较有兴趣进来，那你的商业元素得要够。《艋舺》后来有很多人说我们把小孩子带坏什么的。我就说，我的电影是辅导级的，照理讲，不到年龄层的小孩你不能看，18岁以下的孩子必须有成年人带着。成年人带孩子看这部电影，要告诉孩子这部电影里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学，什么是不可以学的。大家把责任都推到电影上来，我觉得会有这么一点委屈。”所以，她选择一个励志题材，传递给外界一则信息：励志片，我也能拍成好的商业电影。
(责编： Lor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