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晨报策划：抓金融靠青年上海电影需品牌
抓金融，靠青年，上海电影需品牌
晨报记者 彭骥
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当天，晨@电影沙龙 “申莱坞：敢问路在何方”举行。上影集团艺术委员会常委副主任汪天云教授、中国导演贾樟柯(微博)、韩国导演许秦豪(微博)、上海交通大学美国电影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严敏、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石川共聚上海音乐厅(微博)，在影评人藤井树的主持下，分别从产业发展、电影创作、学术研究等角度建言献策。
汪天云：看得远才能定胜负
上影集团艺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先后创作电影20多部，电视作品100多集，其中《铁血昆仑关》获首届西班牙国际电影节“历史见证奖”；《第一诱惑》获1994年华表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走国际国内双航线
作为上影集团代表，汪天云首先表示，他赞赏“申莱坞”这一概念的提出，“申莱坞的概念，从词意上来理解，‘申’就是上海，‘莱’就是蓬勃发展，‘坞’实际上是有积极的概念，因为有好莱坞，所以我们非常幽默地提出一个‘申莱坞’。我认为上海电影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多元、常变常新而且是厚积薄发的阶段”。从产业角度看，上海电影的发展，应该还有“国际航线和国内航线”，第一大问题就是国际化，“所谓国际航线，是我们必须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最发达的最有影响力的团队一起合作，所以我们从《伯爵夫人》、《2046》、《色，戒》到很多大片的合作，就是为了让中国电影能够走出去”。国际化方面，汪天云特别提到上海电影在现实主义题材上的坚持，“我在戛纳看到很多外国人对现实题材的热望，在这个方面，上海电影一直在努力地做、顽强地做、刻苦地做，说句批评的话，电影有时候是要有票房的，但是有的电影不能唯票房，好的电影不一定有高的票房，这是重要标准”。
调整“国内航线”，则重在整体战略，“中国电影发展得非常迅猛，大概每年以30%—35%的速度在递增，银幕数的增加、3D及其它新技术的增加、观众群体的回归，都非常喜人；在这么好的电影环境下，还是要根据国情突出本土化地来共同打造一个电影整体的战略。很长一段时间，上影的主要收入是靠院线、发行等，还有影视基地、后期加工等形成了后期效应，一环一环、一程一程地形成一个立体的产业链”。汪天云认为，产业链的形成，不仅能解决电影的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助于解决缺少人才的问题，“缺少人才的后面，实际上是缺少一个整体的宏观战略的发展”。
未来五年、十年有决胜
此外，汪天云还提出，随着电影观念的变化，上海电影要图发展，还需要解决类型多样化、相关政策支持等问题。
他认为，电影应该是博大、无所不包的百货公司，但现在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都还处于比较单一依靠票房的阶段，“电影观众越来越年轻，电影收看的形式发生变化，我们该怎么把各种年龄层次的观众吸引进来？”对于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说，“后世博”时期，上海应该在文化产业的扶植政策力度上越来越强，甚至走到全国前列。而最终，依靠宏观战略布局，上海电影或将能在未来五年、十年有所决胜，“上海电影承受的要求，不仅仅有艺术片、结构片、各种特效片，还有美术动画，还有各种广告、微电影，电影的整体发展该有一个宏观的战略格局。未来格局，对影视公司而言，是一次沉重的围墙和沉重的企业战略意识突破。所以，就看谁看得远。电影最后的决胜，可能在后五年，或者后十年，才能有胜负”。
贾樟柯：这城市应该有一群充满表达欲望的年轻人
中国导演。凭《小武》、《站台》、《三峡好人》、《海上传奇》等作品蜚声世界影坛。其中，《海上传奇》是部“上海人的口述史”。
上海是机器，年轻人是“汽油”
谈上海电影，先谈上海情怀，贾樟柯回忆了初来上海的记忆，“我第一次来上海是我大学毕业那年，我刚刚拍出处女作《小武》，就带了这部片子来上海，当时正好也是在上海电影节。为什么会来上海呢？因为我们同届的好多同学都分配到了上影厂，这样我就找他们来，一起看看片子，就在漕溪北路的单身宿舍里面。从那时候开始，我和上海电影，就埋下了合作的种子。2003年制作《世界》的时候，我记得带着剧本来到上影，讨论片子拍摄的可能性。我觉得自己的确很有幸，逐渐融入到上海的制片环境里，自己也成为一个编外的上海电影一员，因为有机会能近距离来观察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电影”。贾樟柯又回顾起上海电影的荣耀历史来，从默片时期的《神女》谈到美学高峰的《小城之春》，“中国电影初创阶段的蓬勃，都是在上海开始的”。
谈及上海对电影人才的吸引力，贾樟柯表示，随着计划经济时代文化中心挪到了北京，大量文化人才“北漂”，上海这座城市逐渐在人才方面有所被稀释；另一方面，上海在经济、工业逐渐形成优势，文化力量有所减弱，“当我们再重新恢复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但他也认为，展望“申莱坞”，上海重回国际化背景，它的金融资本优势带给电影工作者的机会，以及海派文化的包容、开放，依然是最大吸引力，“我拍摄《海上传奇》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这个上海滩能够人来人往、风云际会，就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包容。它的包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承受能力。即使你是一个外国人，身无分文来到这个城市，有可能离开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富豪；你是一个广东的小女子，当你来到上海，过了几年，你变成阮玲玉；你可能是江苏的一个农家女，避难来到上海，在照相馆打工，而你变成了上官云珠……这个城市就是有这样巨大的一个魔术，它对人才、对电影工作者的吸引力那么强烈。我觉得，申莱坞作为工业，从一个电影跟着金融走的正常角度，可能性是很大很大的”。
贾樟柯把“申莱坞”的人才胜景，寄望给更年轻的人，“如果上海是一架机器的话，有可以激活的东西，比如说它的金融机器，它有上海电影节，它还有这么多的研究机构，有上影集团，那么将这些资源激活，整合起来的唯一动力，就是这个城市应该有一群疯狂地充满了表达欲望的年轻人。这是根本的‘汽油’”。至于怎么样才能产生这一群年轻人，贾樟柯坦言不知道，或许到那时，人才自然就过来了，“我们来当‘沪漂’，当‘申漂’，漂过来。”
上海最可能产生类型电影
从导演的角度，贾樟柯表示，谈到申莱坞，他的理解是包含了大工业的概念，“支持电影工业，有一个最基本的类型电影，就是要类型化；在中国，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尝试太多的类型，没有办法拍鬼片，没有办法拍地方片，没有办法拍政治电影。这不是抱怨，这是现状。创作中的问题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工业生产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实现类型分散，我们应对的是好莱坞的类型，就是说在目前采取双重标准的情况下，生存是特别难”。
他还表示，所谓“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受欢迎”，其实只是个幻觉，“中国电影在整个国际媒体、国际影展备受关注，但是在市场的表现是不尽人意。有时候会有幻觉，说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其实不是。女明星走红地毯，那只是她们愿意走。比如说去年，可能在欧洲比较卖座的国产片就只有《狄仁杰》。其实这对我们来说，很羞愧，非常羞愧。”而在他看来，上海这个城市对创作者来说，是一个最有可能生产类型电影的城市，“我拍《海上传奇》的时候，特别有冲动把它拍成一个一部分是鬼片的影片，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生生死死，那么多人，如果我能够用超现实的方法，让这些鬼魂可以出来讲话、游荡，会很有意思。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那么多的历史事件、政治斗争、战争、暗杀，你说多少种类型？”
许秦豪：希望上海成为电影中心
韩国导演。执导的《八月照相馆》、《春逝》等作品深受中国观众喜爱。新作《危险关系》讲述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的故事。
刚制作完电影《危险关系》的许秦豪，就从这部讲述上海故事、在上海拍摄的电影说起。他表示，很多国家拍过《危险关系》的版本，包括裴勇俊和全度妍主演的韩国电影《丑闻》，所以他第一次接到剧本的时候非常紧张，“至于我为什么再选择这个电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我听到可以把它和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作为背景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个对我的吸引力真的是很大的。当然，当时我能以上海为背景，要感谢严歌苓老师(编剧)，她给我很多建议。为什么选择上世纪30年代呢？虽然这个时间段比较短，但是这个时候的上海是非常繁华、非常奢侈、跟西方文化结合紧密的状态，在这样一个年代产生的一些事情，是非常吸引人的”。
许秦豪表示，之前在上海拍《危险关系》的时候，自己和工作人员都非常辛苦，几乎不想再来一次，没想到过了几个月之后，却越来越觉得在上海拍电影的过程非常耐人寻味，“有机会还是希望到上海来拍电影。 2001年的时候，我来上海国际电影节当评委，那个时候我看到的中国电影和我这次再来，有几个感受。首先，我觉得中国电影真的是飞速发展，和我上次来有非常大的变化，包括市场规模、票房、制作，真的有很多大制作影片。同时，我的另一个感受是，中国电影是不是有点过速发展了？这也是我们这些电影人需要考虑的问题。我希望上海会成为一个电影中心。在中国电影未来飞速发展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新的电影产生，这些新的电影，我希望它们还会聚集到上海来。”
严敏：创立“上海学派”建品牌
上海交通大学美国电影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美国电影研究文丛》编委，高级翻译，高级经济师，长期从事外国电影的研究和翻译。
严敏对“申莱坞”概念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从事美国电影研究的严敏首先提出，建议每年在上海电影节举办之前，都有这么一场围绕“上海电影”主题的沙龙。他表示，之所以提出“申莱坞”，是鉴于宝莱坞等发展状况，对上海电影发展很有启发，“第一，它的年摄制量有1000部—2000部。第二，拍摄成本非常低，一般是几万美元，但是它们不求多回报。它采取的办法，是放上一部影片，转译成录像带，发行DVD，然后再销售，这点也可以创收。它拍电影，它的资金来源，除了国家给的以外，还有片商把自己卖出碟片的钱扣掉一部分。我知道世界各国为了抗衡好莱坞各出奇招，纷纷打出本土化电影；那我们中国电影现在确实也需要好的品牌出来。现在打出‘申莱坞’以上海为核心，很重要的是需要建立共同的创作体，吸纳不同领域、不同风格的人才”。
对于上海电影，严敏认为，上海的电影应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特色，然后就是要有品牌意识，与此相配合的就是创建“上海学派”，“学派和电影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可或缺。上海学派‘申莱坞’，这个品牌就会非常好。提出学派，当然就要有自己的理论方向。去年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华语电影的国际论坛，有个教授就提出中国大片论，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主旋律影片，我们应该在总结主旋律影片的基础上，要把经济、政府、文化三者统一起来，然后创建中国的大片。中国大片需要建立融资机制，上海在金融方面很有优势；上海应该打造自己的明星了，那么多的老艺术家，过去都是明星，现在呢？上海还需要建立自己的市场体系”。
石川：城市丰富性是创作源泉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电影史、电影批评、影视工业、亚洲电影等。主编、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电影卷》(第五辑，1976－2000)等学术著作。
石川一开始就表示，从学者角度，对“申莱坞”概念，他更该有所质疑，“我们要去寻找它的合理性，就是为什么。说到上海的魅力，我就看到了无数例子。20世纪，英国有一个流浪汉，跟着同事漂泊到上海，20年后，他成了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大亨，就是英美烟草公司的首席，那个时候上海一个月只要60块钱生活费，但是这个人一年的收入是200万，你可以想象他的生活，然后当他去探亲，看到他的母亲一家住着破败的房子，他对故乡完全丧失了期待，又回到上海，然后在上海住了40年，在这个城市落脚。所以，上海对于年轻人是理想，对于老年人是怀旧，上海这座城市可以为你形成各种各样的记忆，快乐的、温暖的、浪漫的、现实的、残酷的，这种丰富性，是上海电影的源泉。现在上海的电影，构成了一个电影文化的大码头，是一个集散地，但是，上海电影除了码头以外，应该有个文化概念”。石川认为，从现实状况看，如果“申莱坞”作为一个文化提示，那现在正当其时；如果说“申莱坞”是一个创作指示，那还是要假以时日，“现在大家都知道‘北漂’，什么时候电影人开始‘沪漂’了，我们再来探讨”。
此外，石川还对东方梦工厂、迪斯尼与上海合作等发表看法，认为这对上海电影来说，是一个提升机遇，“和好莱坞公司的项目合作等，对上海电影产生了更多层面的刺激。在这个过程当中，上海在聚焦新的商机；但是我觉得，从创作层面来说，这使我们从中获取更多资源。这对上海来说，才真正意味着一次大的机遇。就看上海电影能不能抓住这次机遇，作为一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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