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影响导演访谈系列之三

　　陆川：1971年2月8日生于新疆，六岁左右随父母迁至北京。大学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毕业后做了两年翻译工作，兼职广告和电视专题片导演。随后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就读电影学院期间，拍摄多部故事短片，并被选送南加州大学展映，曾获中韩电影交流教育奖金。现为中国电影集团北京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剧本《寻枪》是他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后花费两年多时间完成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剧本6月份在台湾获得“优良剧本大奖”。

　　中国导演陆川

　　在北影厂编剪楼的机房里，在做后期剪辑的机器上看到了陆川自编自导的第一部电影————《寻枪》。虽然还不是最终完成的作品，我已经看得相当兴奋。从电影中我得到的对导演陆川的判断是：与很多有志青年一样看过很多盗版碟，脑子非常好使，在拍片的时候，敢玩儿。最后一条很重要，因为现在能够看到的中国电影里，创作者率性张扬的表达太少见，而这是我们的电影缺乏新鲜感和娱乐性的原因所在。《寻枪》当然不能说是完美，但从中我的确看到了新鲜好玩的东西，更重要的，看到了年轻导演陆川的自信。

　　谈及与电影终于“亲密接触”的历程，陆川的记忆异常清晰。在听他讲述自己与电影的故事时，可以深深感到《寻枪》对于陆川是怎样弥足珍贵的一个机会。陆川的“幸运”如果更多地降临到中国的青年导演身上，无疑将是中国电影的幸运。

　　写了两年的《寻枪》

　　记者：你是这部电影的编剧，《寻枪》剧本的具体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陆川：1999年一个偶然机会看到广西作家凡一平的小说《寻枪记》，小说本身是一个生活流的东西，并不十分浓烈，但是我却被故事内核中蕴藏的一种东西抓住了。我当时正在寻找合适作为自己第一部电影的题材，断断续续自己写了四五个电影剧本，但是都觉得不够劲，看到了《寻枪记》，突然心中亮了一下，和老凡联系了之后马上着手改编。没想到这一写就是两年，现在回头看，从小说到剧本定稿，很多东西变了，但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初小说中激动我的那个“找寻”的核心，最终还是在电影中得到了体现。

　　记者：为什么会写两年呢？

　　陆川：我打字速度慢吧！(笑)电影学院研究生毕业后我分到了北影厂，在做过两部戏的副导演之后，感觉急不可耐地要独立，完全是一个彻底狂热烧包的状态。第一稿写得很冲动，大概10天就写完了，别人的感受我不知道，反正把自己感动得涕泪横流，尤其是写到结尾处，基本上打几个字要擦一下眼泪(笑)。剧本原本是要作为当时厂里的“青年电影计划”的影片之一投拍的，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搁浅了，这时候我已经改了5稿，等待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整天锁在北影厂附近的出租屋里打字，拼命榨取自己。一方面整个写作的心境和漫长的修改使得我慢慢感觉到一种魂的东西开始在剧本中形成了，剧本中我依稀看到了一条通往深远的道路，这让我惊喜；而另一方面，就自己的肉身而言，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尘封在礼盒里的老式糕点，在墙角里慢慢地发霉长毛。剧本写好了又怎么样？没人愿意投资！所以心情特别抑郁！好像自己已经彻底废了，真是特别痛苦。

　　记者：听说你的剧本在台湾获了奖是吗？为什么要把剧本送去参赛？

　　陆川：2000年10月，正好我的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从台湾来北京，说他的剧本在台湾获奖了，奖金不重要，但通过获奖他拿到了拍摄电影的辅导金，这是让我心动的原因。他建议我去投稿试试，给我留了网址，并帮助我联系了一下，很快对方寄来了参赛表格。今年6月我正在贵阳拍摄的时候，接到电话，说我的剧本在台湾获奖了。我有点做梦的感觉，特别高兴。因为写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剧本中的魂基本上是那两年我生命感受的真实记录。

　　［备注：曾获得这个奖的剧本有早期的《汪洋中的一条船》及《喜宴》、《推手》、《椅子》、《秋菊打官司》等等。李安蛰伏七年拍的第一部《推手》就是因为这个奖而获得资金］

　　记者：我觉得成片与获奖的剧本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动，你自己对现在的成片作何评价？

　　陆川：电影剧本是个人创作，只要尊重自己的感受。而电影制作是集体的合作，这是本质的不同。这部电影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一个向前辈学习的过程，当然我会尽力保留我想表达的东西。对于这个完成片，我只能跟你说我喜欢，包括它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是一个过程。姜文有一句对我的忠告我记忆深刻，他说你不要老想在一部电影中把话都说了。而我的理想是老有电影拍，我相信你会在我以后的电影中看到我的进步和我一贯想要表达的东西。

　　姜文是个爷们

　　记者：你和姜文、和影片的投资方是怎样走到一起的？

　　陆川：首先我觉得姜文是个男人。我觉得寻枪这事是一个爷们干的事。我写剧本的过程当中所想象的具体形象是姜文。把这个本子送去参赛和送给姜文，可以说同是绝望的产物。当时我也找过很多电影公司，都说是个好剧本，但对一个新人却拿不准。在这种毫无机会的情况下也就是一闪念，通过张雷把剧本送给姜文看。等待姜文在百忙之中看完了剧本，得到了“不错，我愿意演”的答复。

　　有了姜文之后，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姜文不像圈内的一些人，他是“英雄不问出处”的。在寻找资金的过程中，有人曾提出当投资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陆川就不能够担任导演了，而要由姜文担任导演，至少是挂联合导演之名。姜文说：“剧本是陆川的，陆川想当导演，谁也不能剥夺他这个事儿。我还是做我的演员，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做监制，仅此而已。”就是说他来替我担这个保。在有人怀疑这个剧本的价值的时候，姜文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这些方面，姜文给我的帮助是巨大的，我非常感激他。资金方面并不是很顺利，北影的韩厂长运作了很长时间，最后找到华谊兄弟的老总，王总很快就拍板决定做这件事情。最终是华谊兄弟和中影集团联合投资制作这部电影。

　　一个幸运的电影爱好者

　　记者：你在电影上的成长历程是怎样的？

　　陆川：简单地说还是复杂地说？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电影爱好者的一个梦想和一系列狗屎运。

　　记者：复杂地说呢？

　　陆川：复杂地说有点长了。我原来一直认为写作是天下最值得干的事情，一直偷偷写点诗歌小说什么的。1987年我上高中时，在劲松电影院花一毛钱看到了《红高粱》，当看到银幕上红色的高粱幽灵般飘动，那个孩子在一片红色中高声诵读着“娘，娘，上西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软了，被死死按在椅子上起不来。电影这个东西太厉害了，一瞬间把我打得粉碎，我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就下了决心要做电影，这种表达更狠更犀利。不过高中毕业时家里不太支持，给我报了英语系。在学校每到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心痛的感觉，觉得这辈子是没戏了，和电影无缘了。大学的时候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中国电影是《双旗镇刀客》，看完激动不已，在被窝里打手电给何平老师写了封长信，大约有十几页，情书都没有这么长过。

　　毕业以后我做过一段翻译工作，翻译了很多外国电影。没剧本，就给你一个英文的电影录像带，边看边听，然后把台词写下来，一晚上翻译一部电影，大概译了几十部。在干这活的时候，需要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拉片子，结果慢慢觉得电影并不神秘，它就是用镜头叙述、表现一个故事，是伸手可及的。一次我骑车出去办事经过北京电影学院————我心中的圣殿啊，平常都不敢进，那天不知道哪根筋拧了，一拐弯我就进去了。巴掌大的一间学校，走来走去的都是特别有艺术气质的青年人。在一面墙上看见一张残破的招生简章，是招导演系研究生的。一看招生的范围，居然什么人都招！只要本科毕业，工作两年，就可以。我突然一闪念，我也可以啊！那时候我的身份是声像中心的翻译，从事着跟导演系八竿子打不着的工作，我绞尽脑汁想了一万种办法，终于拿到了公章去报名。自从我决心要考电影学院，我发现总是碰到贵人。先是特别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许同筠老师，他虽然不认识我但是却认真地看了我写的几篇影评并给我回了信。后来我又遇见了导师江世雄，要不是她选中了我，我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流到什么地方去了。很可能当音像店老板了，说不定。

　　电影学院那三年，可以说是天堂一样的日子，从导师到同学，每天听的看的说的梦见的都是电影、电影、电影，太幸福了。每天都觉得自己对电影的认识在加深，就像塔里木盆地突然涌进了水，到处听见土壤滋滋的吸水声……现在特别怀念那段时光，一生都没有过这样的日子。

　　毕业后就分到北影厂，本来以为很快就能拍片子，没想到一晃三年过去了，第一步才刚刚迈出去。但即使是这样，还会有很多人说：你丫怎么才三年就拍上电影了！在很多人看来我已经很幸福了。从一个电影爱好者到现在能拍上电影，我只是逮着机会了，在十五六年中，我慢慢积累每一个能靠近电影的机会，终于做上了自己热爱的事情。你说我幸运吗？

　　我是一个杂食动物

　　记者：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导演，或者说你受到影响比较大的人？

　　陆川：我们当初进学校，同学说到喜欢的电影，都会说到安东尼奥尼、基耶斯洛夫斯基、安哲罗普罗斯……我进电影学院的时候，这些人我都不知道。我跟主考官喋喋不休的是斯皮尔伯格，我说我在复习期间把《辛德勒名单》看了6遍，把每个镜头都记下来了，我说那片子拍得特别好。说得大家都笑了，可能是觉得那片子比较浅吧。因为我是一个业余分子，比较喜欢一些通俗的电影，比较喜欢赏心悦目的东西。我喜欢帕索里尼，《索多玛120天》那是我的圣经，就跟《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文学作品中我的圣经一样。我比较喜欢一些另类的电影，但那种锐利不是一种自恋的精细，而是一把实实在在的铁器，是强力的而不是虚弱的。总的来说我还是喜欢电影本身，喜欢那些故事，喜欢里面吸引我的段落和镜头，我记不住大师的年表，在看电影上，可以说我是一个杂食动物。

　　我们比前辈难

　　记者：对中国年轻导演的生存状态和中国电影的前景的看法如何？

　　陆川：我觉得说年轻电影人更准确。希望社会能够给年轻电影人更多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像我这样在等待机会、等待别人去发掘的人是大批的。我陆川是幸运的，姜文选中我了，资金选中我了，那还有很多姜文所不认识的导演，他们怎么办？谁来帮助他们？只有社会给机会了，我们这茬人才能冒出来。

　　我们面临的市场压力和中国电影工业到现在的困境比五年十年前要厉害多了。这些事情我也只能说说，改变命运只能是从每一个个体改变自身命运开始。我能干的事情是尽量能得到下一次拍片的机会，并把它拍好，让大家对我们有更多的信任。

　　记者：对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样的规划？

　　陆川：我就是希望能够接着有机会拍电影。其实我并不指望做一个职业导演，我只希望把我最有激情的这段生命给电影，然后我愿意还为电影做事，也许会变成一个电影教育工作者，或者推广电影的工作者，我不愿意离开电影是肯定的。但我认为如果自己已经没有激情了，没有能力了，我肯定消失，决不会占着这个坑不走。就像《山节考》里那样，自己往背篓一坐，让人背到山上饿死得了。

　　记者：据我所知你经常上网泡电影论坛，这对你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帮助？

　　陆川：我经常上网，电影论坛是我最常去的地方，那里有我很多的“战友”。我觉得网友给了我非常大的精神鼓舞。因为我原来就是跟他们一模一样，特别喜欢电影，看着电影或者电影圈特别想说点什么。我现在只是运气好能够走进来能够做点事情。我觉得我的周围必须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一腔热血是我不能离开的。我得经常去那里，听听他们对中国电影的一通暴拍，是很好的醒药。电影行业是个名利场，容易让你犯晕觉得自己是个什么，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逮着机会能拍戏真应该自己偷着乐。我觉得每一个拍电影的人都应该偷着乐，在这社会上有才华的人太多了，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小酒店里，你随时都能听到有人借着酒劲讲述自己毕生希望拍摄的故事，但是他们或许一生都没有机会去拍一部自己的电影。这件事情想一下都会觉得让你心里不舒服。

　　写剧本的那两年，每写完一稿我都会发给网友比如小恺撒、一谋、王葳、馒头等人，他们会给我写出几千字的意见，他们会直白地告诉我哪儿喜欢哪儿不喜欢，哪些是他们在电影中想看到的，哪些是真正的垃圾。所以剧本获奖应该是在这些网友对我的支持中做到的。而且我觉得现在自己能够坚持一些东西是因为背后有这股力量，他们是真正支持中国电影热爱中国电影的一群人。我会珍惜他们的每一点看法。(本报记者李宏宇 特约摄影娄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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