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开寅(自由影评人)；张杨(新锐电影导演)；李宏宇(本报记者)

　　张杨简历

　　1986年张杨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中戏87级因故额外招收插班生，张杨义无返顾再赴考场，终于如愿以偿转学中戏。

　　毕业后张杨投身电影，凭处女作《爱情麻辣烫》一举成名，第二部作品《洗澡》更声名远扬，被誉为“极具潜力的21世纪中国导演”。2001年，张杨拍摄完成电影《昨天》。张杨作品：1997年《爱情麻辣烫》1999年《洗澡》2001年《昨天》所获奖项：

　　《爱情麻辣烫》获华表奖最佳新人奖、金鸡奖最佳新导演奖、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长春电影节特别奖。

　　《洗澡》获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协会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希腊德塞隆尼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受观众欢迎影片奖，荷兰鹿特丹电影节最受观众欢迎影片奖。

　　《昨天》是一部不坏的电影，这是看完之后再三思索得出的结论。毕竟我们得以保持相当的兴趣将它看完，而且由于看片过多造成的仔细习惯致使对它产生了许多疑问。于是记者和自由影评人开寅约见了导演张杨，在大华影院旁小谈。大概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乏“叫板”味道的提问心知肚明，所以觉得张杨的应答多少由于自我保护的意识而显得不那么自信。

　　开：这个戏是早就听说了，但看完以后跟曾经传说的不太一样，因为一直的说法这个电影是关于吸毒，可实际上它是拯救失足青年的路子。贾宏声的吸毒并不重要，而重在描述父母与他之间的关系。我比较迷惑的是电影讲了许多细碎的片段，也显得有些跳跃，一会儿是贾宏声自己的内心经历、痛苦，一会儿又是关于他的父母在这件事中的经历。这两部分好像都没有能够展开，完全地发挥出来。是不是对于一个110分钟的电影，这样的要求难以达到？

　　李：我是觉得，看起来贾宏声自己在这部电影里是倾向于追忆过去那段历程，而你好像对家庭关系，也就是父母、子女这两代人之间的沟通、障碍更着力地去表现。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剧组事先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先约定？

　　张：没有这个概念。他(贾宏声)的故事能够让我感兴趣去拍，主要还是因为他的父母。因为以前跟他也很熟，过去那些事情基本上都知道，但一直没有想过一个关于他家庭的故事。甚至想过写一个故事让他和他父亲来演，就是没想过去拍他的故事。一次我去他们家，他的母亲给我讲了很多他们家里发生的事，是从听到这些以后我才决定要去拍他们家的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家庭里所涵盖的东西是很多的。

　　我对这个电影实际上也很简单，没有把它特别地定在某个主题上。当你面对真实生活的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生活里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就出来了，那些东西你没法去设计。我们如果去编一个故事编一个电影，那很容易给它确定一个方向、主题，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上使劲。但像这种真实的东西我觉得没法这么做，你不能超越了这个家庭的故事本身，所有的东西都还是要依据这个家庭的真实背景和环境。包括你比如说有些戏和段落，我也曾经觉得不太够而希望从电影和戏剧的角度考虑去增加一些张力或者视觉的冲击力，但对这个家庭来说他们就觉得这确实不是我们曾经做过的，这不符合他们真实的感觉。所以其实整个电影还是基于对他们家的真实生活给予尊重的概念。本身去做这个家访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这个故事里这种多义性，所以在拍戏的时候其实没有想重点去表现他的父母或者去写贾宏声。我就觉得在这个故事，在他父母生活的整个过程中，那些东西会自然地被带出来。

　　李：这个片子里所涉及到的那么多生活小事，它们似乎就像是在一个平面上铺开来的。你事先对这些素材的组织有没有一个成型的预想？

　　张：只能说是经过很长时间的采访对他们家的生活，对这段事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作为一个导演无非只能是在如何选择这些事上去做工作，如何把这些事组合成一个电影。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纪录片，所谓的这种家庭的琐事非常非常多，不可能把所有这些事流水账似的全部罗列出来，你还是要重新去组织编排这些事件。那么怎么去选择怎么去编排它，我觉得这就是导演的态度。

　　李：说到“纪录片”的问题，《昨天》在广州首映的时候也有我们报社的记者问过你，这个片子以真实生活中的人扮演自己的方式算不算纪录。你当时的回答是说你认为纪录片有不同的形式，这种真人演绎自己过去经历的模式也可以算属于纪录片范畴。

　　张：怎么说呢，纪录片就是这两种性质，一种是真实地在不断跟踪拍摄、纪录，当这个东西积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把它编出来。有的国外纪录片拍八年的都有，这种纪录片它的所谓真实性是最强的。而另外还有很多纪录片是真实发生的事，然后让当事人把过去的事重新演绎一遍，我现在没法一下解释这个，但国外也是有很多这样的片子，实际上是重新扮演，它也叫纪录片。

　　李：我们一致觉得挺别扭的就是，电影里一下子呈现出来的就是他的父母，尤其是父亲，对他那种唯唯诺诺的态度。这让人很不舒服。而且据贾宏声的父亲自己说到穿牛仔裤的那场戏，他说在电影里面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笑料，但在生活中直到现在他都一直认为这件事是他的一个耻辱。在电影里我们并看不出来这样一种感受。

　　张：其实这些更多的还是一些大的感觉吧，不可能说百分之百地每一件事都按照过去的样子写作。我觉得整体的感觉，他和父母的关系和状态已经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来了。针对一些细节，有时候不得不重新编排。比如买磁带这样一些情节，在真实的生活是他要买一个录音机，他爸就按原来的录音机画下来到商店去买。这在我们的电影里可能用不上，但这个点又很好，我们就把它用在买磁带这场戏上。这些我觉得其实都不是原则性的东西，电影一定需要这样的工作。如果要完全按照生活真实去表现，可能一件事就够拍完一整部电影了。他的父母自己写怎样怕儿子去买毒品而跟踪他，就这一件事足以拍半部电影，但又不足以说明事情，这就一定要把它浓缩，把觉得有用的东西拿出来。

　　开：我的一个朋友在看完电影后觉得贾宏声这个人特别怪异，而这个电影只是在表现他怎样从这种异乎常人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其实看到电影的前半部分大概很多人都特别想了解他之前的经历，形成这样性格的原因，而影片在这点上显得把观众的需要置之不理了。

　　张：我觉得这需要解释吗？人本来就都是特别独特的，像贾宏声这样的人他自然有自己存在的空间。当然要解释的话，这可能又是另外一部电影了，完全去写这个人成长的经历。但现在我的侧重点是他在这种极端状态之后的变化，就像你说的，在110分钟的电影里不可能把一个人整个成长的过程演绎过来。这是个重点选择的问题吧。

　　开：说到他恢复的过程，我也还是不太明白他和家庭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恢复过来的，他的心理是如何转变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好像并没有得到清晰的感受。

　　张：我自己觉得在这点，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转变，真实生活中可能也没有大彻大悟。人说到底他的惯性是很难用一个事件去改变的，在这个故事里只能说贾宏声戒毒了，但是对他来说他心里所想的东西或者他所坚持的一些东西并不是说戒了毒或者进了精神病院就变了，其实并没有变。我只是觉得他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过去把自己悬在一个很高的地方，现在落在了实处，进入了一个一般人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人的悲剧，也就是说个人是没法去跟社会抗衡的，你的精神世界再怎么样还是必须落回一个实处。但是对贾宏声来说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因为说到底生存是第一位的。

　　开：贾宏声在这部戏里似乎显得很紧张，是在绷着演。

　　张：那是他这个人本身就这样，任何角色他都是这样演。或者说他一般不“演戏”，是所谓的“真做”，自己是什么样子，就表现出什么样子。也只有自己认为喜欢的角色他才会愿意去表现。跟他自己在电影里说的一样，觉得演员有时候在那儿演演演，最后就觉得毫无意义，对自己来说完全是一种痛苦。这也是很长时间他找不到自己合适的角色的原因。

　　李：很多观众都对这部戏中一些地方镜头突然向后拉，展现出舞台布景的处理感到迷惑。本来大家已经很投入地在看这个故事，这个处理却是有意地在间离观众和剧情，你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张：其实就是我的一个态度吧。我说过这个电影我也不想把它拍成一个纪录片，我不太希望观众完全地掉到这个故事里，只是全心地去同情他的父母或者为某一场戏去感动、流泪，我觉得这太简单了点儿。我是希望能给他们一个更远的更冷一点的视角去看这个故事。这跟戏剧里的间离效果是一个概念，就是当你很投入地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让你拉出来，有时间去想一想更深的问题。

　　李：但是看来效果不是很好，我也不行，转不过弯来。因为看电影大家都习惯了一种传统的叙事模式。

　　张：所以说这是一种尝试啊，电影这东西永远都是在摸索前进。观众固然是习惯传统模式，但导演永远是想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像这个其实我也不觉得是什么创新，只是说我个人感觉它需要这么一个看问题的视角，我就那么做了。观众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这种尝试也永远带有很高的风险，肯定有人觉得这个怎么有点儿跳，也肯定有人觉得这不错挺有意思。没必要给自己一个限制。(本报记者/李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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