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勤罚之最佳导演专访【系列报道】
由路学长导演的电影《卡拉是条狗》在4月25日晚闭幕的第四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上大获全胜，拿下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葛优)、最佳女配角(李勤勤)四项大奖。日前，路导坐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的一间酒吧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路导一头长发、肤色黝黑，目光中流露出一点精力透支的痕迹。回答问题时，他的语气沉稳而自信。《卡》片能成为传媒大奖中最大的赢家，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因为在他眼里，《卡》片是一部非典型的商业电影。
关于“传媒大奖”
“结果表现出该奖在评奖尺度上，有一个较高的标准。”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首先请你谈一下获得四项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的感受。
路学长(以下简称“路”)：我觉得很荣幸，没想到传媒大奖会把最重要的几个奖项颁给《卡拉是条狗》。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放在主流电影市场里显得有点异类，它和典型的商业影片是有点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也表现出传媒奖在评奖尺度以及严肃性上，有一个较高的标准，我希望这一点能够保持，也希望在国内，这样的一个电影奖能够越办越好。
关于“卡拉”
“《卡拉是条狗》不是一个纪实的影片。”
《南都》：关于《卡拉是条狗》，有一种看法认为，你试图采取“纪实”的手法来拍摄，但结果并不是很成功。
路：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卡拉是条狗》还是一个剧情片，本质上它不是纪实电影，它是在着力地塑造一个人物，塑造一个人物、表现他的生存状态、展示生活的质感是这个影片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但它并不是一个纪实的影片。
《南都》：我指的是电影手法上的。
路：其实就是尽量地接近真实吧。
《南都》：有这样一种看法，说《卡拉是条狗》表现的是贫穷的人物，但拍起来，有时你会为了刻意地表现这种贫穷而在影片的细节设计上做改动。比如有人提到了老二兜里的钱的数目不断在变化。
路：持这种意见的人没有看明白这部影片，老二的兜里就只有100块钱。他有时候掏出来有时候不掏出来。这100块钱就是一开始他领完工资、下班回家进入电梯，扣他老婆100块钱。那么由此我们可能推断，以前每个月他都扣这么100块钱，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人。他原来扣这100块钱是想凑够5000块钱给卡拉上一户口的，这戏中说了。这100块钱他就一直掖在身上，第一次，是他的“麻友”向他借，他说没带，但实际上当时他身上有着100块钱。他从麻友家出来后要给自行车打气，打完气给人钱，他就把这100块钱掏出来，因为他身上没有零钱，那人家肯定也不会要，就说“算了，算了”。这100块钱在葛优身上是个重要的道具，它恰恰表明了男主人公身上的那种小市民气质。
关于“真实”
“我不相信有完全真实的电影。”
《南都》：你心目中的“真实”是什么？
路：真实，就是你看到它以后，你感觉很真实。追求真实好像是我拍电影以来一贯的一个追求。比如说《长大成人》，写那个年代，人物不一样。但不变的是对真实感的追求，从表演、到布景、到灯光，多方面的。《非常夏日》也是一部非常现实主义的影片。
《南都》：但艺术都是反真实的。
路：那不一定，为什么艺术非要反真实？我觉得我目前做的几部影片——不可能达到100%的真实，因为所有的真实都只是你个人心目中的真实，但，我不管，因为是我在做这部电影，我能做的只是尽量接近真实。其实就算纪录片也有导演的主观判断在里面，所以我只能是尽可能地接近真实。我不相信有完全真实的电影。
关于“个人电影”
“如果是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恐怕还是有些规律性的东西要掌握。”
《南都》：你毕业于电影学院导演系，你觉得学院训练，对于电影创作有时会不会有反作用？
路：不一定。可能会有反作用也可能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因为在我们当时——我是1985年进电影学院的——当时DV之类的工具还没有出现，独立电影也还没有出现。所以那时候，如果你要想进入电影这个行业，这是一条必经之路。
《南都》：现在大家都倡导所谓“个人电影”，你认为这其中是不是隐含着某种危险。在缺乏专业训练的前提下，导演会不会有某种技巧上的欠缺？
路：要是玩一玩的话，我觉得也无所谓，因为电影这个东西每人有自己的理解。但如果是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恐怕还是有些规律性的东西要掌握。另外我觉得DV可以为我们未来的电影业提供大量的后备军。
《南都》：你觉得这些东西通过自学能够掌握吗？
路：当然可以啊，多看一些电影，看一些书。但我一直觉得像书本上的东西是很容易了解的，比如蒙太奇，可能你看一本书就明白了。但电影重要的还是你对生活的观察。
《南都》：那实践方面呢？
路：拍DV本身就是实践，我们当时一年也就能拍一个作业，没有条件(多拍)。我觉得(学院训练)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氛围和感觉，进去以后，大家都在谈电影、讨论、聊天，慢慢把你带入这个思维。实际上我们导演系四年下来完全没有课本，都是老师在课堂上即兴地讲。
关于“体制”
“如果在体制内做电影的话，就非常希望有一个明确的法律。”
《南都》：你拍片有多久了？
路：很久啦。那是1994年吧，1994年拍第一部电影。
《南都》：拍了这么多年，心态有什么变化？
路：我不太去研究自己的变化，只是别人看你的影片可能有一种感觉，客观地讲，从思维的成熟度以及观察的深入程度方面来说，是有变化的，但这种变化也不是刻意的。我的第一部电影有很多自传的东西在里面，而《卡》就是拍其他人，严格地说，是拍一个和我个人没有关系的群体。但实际上我也不愿意严格地划分这些东西，因为我以前拍的也是普通人，无非他从事的职业不一样而已。
《南都》：你现在的工作状态大概是什么样的？
路：我拍片没有计划，有合适的题材或是想拍的愿望的话就拍，如果没有就去寻找。我跟华谊兄弟签了约，所以找投资方面的事情由他们负责，题材则是由我自己决定。
《南都》：在中国拍电影的各种限制里，哪些对电影的伤害最大？
路：主要是没有电影法吧，你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如果不在体制内拍片那是另外一回事，绕过体制，去国外参展，这是地下电影的路线。如果在体制内做电影的话，就非常希望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有了这样一个法律后我们就心知肚明，知道下面的方向该怎么走。现在非常痛苦的一个现状就是不确定性。(本报记者李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