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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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张颐武对张艺谋研究也是很多年，张教授分析张艺谋电影是中国全球化的品牌性的象征，但张艺谋的电影目的性很强，有“贼光”。以下是张颐武发言实录：
张艺谋有全球性现象
张艺谋意义很大，确实是中国全球化的品牌性的象征。我到美国很小地方看录像
带、电影，美国人还是录像带，你会发现租的全是李小龙、李连杰、成龙，亚洲电影还有一点儿是日本的，但肯定有一档是张艺谋，像其他陈凯歌等导演都是一两个。这个时候你发现张艺谋真是世界级的导演。像中国谢晋那么大的导演也不行，这确实是很大的标志。这是一方面，特别有意思的，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值得探讨的。
另一方面，你会发现张艺谋是一个特例，张艺谋对抗中国媒体的能力最强，媒体越骂的厉害，他胜利越大。跟媒体非常对立的，媒体越嘲笑、批评越厉害，张艺谋胜利越大。像《英雄》媒体批评很厉害，当时大家觉得会失败，结果2亿多的票房一出来，媒体什么都不敢说了。而看完《十面埋伏》媒体更感觉大大的失望，根本是无能为力。像孙志刚的案件，让政府几十年的延续下来的政策改变了，比如从收容政策到救助，中国媒体力量之大，确实不可思议。中国足球也可以发现，媒体炒的一塌糊涂，结果现在足协也没有能力，简直一塌糊涂。但就是对张艺谋没有办法，到《十面埋伏》开始就有深深的失望感，你看就知道骂的时候都说肯定有人看，但我还是要骂。你骂越厉害，他越成功。张艺谋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事物了，而中国媒体只能在中国国内。你可以发现媒体在这里面，特别是《十面埋伏》之后，感觉到媒体有无力感。在张艺谋这里发出很多的正义声音，你越正义，别人越看。这个事情需要探讨就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是真正的全球性现象。中国媒体对张艺谋的全球性现象很有局限的，文章写的慷慨激昂，但那么好的文章还是没有用，还是要去看。
张艺谋电影的第一个阶段——出口转内销期
张艺谋有三个阶段非常的重要，第一个阶段是张艺谋初期阶段，利用双轨制的机会在计划经济体制获得了很好的机会，国宝昌说拍，就拍了。后来商业电影出来之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从《黄土地》到《红高粱》，国内的失败跟票房根本没有关系，当时看的都是武侠电影，武林志。但《黄土地》还很困难，现在有人说《黄土地》很成功，从历史上并不是这样。利用计划经济体制的漏洞找到这么一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是转瞬即逝。后来发现正好有一个非常小的国际市场，这个国际市场是全中国电影史上是没有的。
这个市场是以评奖作为中心的，《黄土地》开始可以发现，向外输出是非常有效的，当时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反应，回馈到国内之后也拉动了国内一定的票房，当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在国外获奖了，这是为国争光，为国争光的影片能不看吗？所以《红高粱》是把这个事情达到了顶峰，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获得了奖。这一获奖就出现了跟赵子扬的政策相关，中国劳动力便宜，这是抓住了中国的要害，美国好莱坞的劳动力还是非常贵的，但在中国是非常便宜的。当时的劳动力成本低，其他成本也很低，用一个解放军，解放军说支持民族文化事业，不要钱了。但好莱坞要找一个野战队，那就不知道多少钱了。海外只要有一个小市场就可以生存。中国市场无鱼可钓之后，就转向另外一个阶段。80年代后期从《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红豆》，都可以稳赚。《大红灯笼》，在中国本身没有，但西方看非常的高兴。有些洋人一看红灯笼，就以为是性，但实际上是中国欢天喜地。张艺谋实际上就是给国际打工的。是跟赵子扬整个经济路线非常的符合。有人说那是什么艺术家孤独的追求，这里面有很稳定的小规模的艺术电影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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