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世界电影在迎面而来的火车带给观者的震颤中诞生，1905年中国电影在前门大观楼影院完成了第一次投射。100年后，当年的胶片已不知所终，人们能看到的，只是一张老黄忠的定妆照，但这足以让所有面对这张照片的人浮想联翩了。
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的第一百年。从舶来的“西洋影戏”到中国电影巡礼世界各大电影节，从短故事片的最初尝试到高科技虚拟电影……中国电影走过了那么长也那么艰辛的
一段路。
当我们站在这片光鲜浮华的应景庆典中，沉重百年发出的那一声叹息，仿佛就在耳畔；当我们亲手去翻开中国电影第二个百年的恢弘画卷时，辉煌百年所记录的那一部编年，仿佛又触手可及。
1990-2005
大融合时代终于来临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经历着奇特的旅程：市场经济的冲击不可避免、电影院门庭一度冷落、走出国门的豪气与造成误会的尴尬并存……所有这些，组成了记忆星河里的不同色彩。
如果说文革的创伤造就了“第五代”电影人的精神世界，那么，“第六代”的精神世界则是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这时中国人的视野突然开阔，精神与生活都受到冲击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时代。正如贾樟柯“只要买一个DV，你就已经是一个导演”的宣言，“第六代”不仅记录了这个时代，他们的作品还摆脱了宏大叙事，使电影真正迎来平民主义的回归。
与此同时，“第五代”的电影创作却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将电影革命的任务顺理成章地交给了“第六代”，自身却逐渐蜕变成中国电影工业的中坚力量，直到今天，在商业与艺术两个方面，他们仍是中国电影最具号召力的几个名字。
而这一时期的台湾电影，几乎沦为“极少数”的代名词；香港电影，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2000年以后，亚洲电影的重心由香港转移到韩国和泰国。在这个最淡的影市中，偏偏就催生了香港电影与内地的紧密合作、与亚洲的取长补短，这不蒂于一次壮士断臂的新尝试：减弱“香港味”，增加大气的“中国味”和“亚洲味”。花开数朵、各表一支的中国电影在新世纪到来后的短暂几年中，用它多样化和快节奏的推陈出新，影响和配合着新世纪的脚步。在血浓于水的融合中，中国电影开始迈入华语新时代。
1981-1998(港台电影)
华语电影最高峰
在世界影坛上，80年代也是华语电影最耀眼的年代，两岸三地同时异军突起。“第五代”之外，以侯孝贤、杨德昌、李安、蔡明亮为核心的台湾新电影运动欣然蓬勃，以吴宇森和王家卫为代表的香港电影人，将华语电影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的影响力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直接撼动了九十年代。
直到9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经历了最黄金的时代。各种类型片风起云涌，香港明星红遍东南亚，香港一度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发行基地，“东方好莱坞”盛况空前。但经过80年代的鼎盛阶段，进入90年代中期，吴宇森远赴好莱坞，徐克屡有失手，成龙的影片越来越国际化，香港电影也逐步显现出了疲软的状态，只有周星驰与王家卫两位个人风格极强的电影人支撑大局。到了90年代末，在创作力贫乏、盗版问题的冲击下，已不复当年的黄金景象。
而这一时期，在电影市场极不规则和健全的台湾，侯孝贤、杨德昌领导的“新电影”运动作了身先士卒的大胆尝试，打破了台湾业已僵化的言情片和政宣片模式，展现出多元化的艺术和人文内涵，将台湾电影带入新的高峰期。1990年初，台湾出现了所谓“第二浪潮”。李安、蔡明亮等人回避了上一代导演的“故土情结”，走上一条多元化电影的道路。
1976-1990
全民热衷电影的时代
不可否认，承上启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全民热衷于电影的火热时代。影片、演员更新频密、新人辈出；观众群稳步增长、热情快乐，那是中国电影再也无法重现的黄金年代。
经历了创伤恢复初期的伤痕电影浪潮，一批具有商业要素的类型片集体爆发般地出现在中国内地影坛。喜剧片(《瞧这一家子》)、农村片(《喜盈门》)、戏曲片(《白蛇传》)、儿童片(《应声阿哥》)、反特片(《戴手铐的旅客》)、爱情片(《庐山恋》)、武侠片(《少林寺》)……这些电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观影高潮。到了“反类型”革命的“第五代”，这段80年代早期颇为辉煌的“类型片”热潮终于“集体灭绝”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回到70年代末，当一群年轻人踌躇满志地踏入北京电影学院大门伊始，似乎就预示着法国新浪潮式的电影革命将在中国上演。五年之后，这场电影风暴开始席卷整个神州大地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在电影节耀眼的红地毯上，我们频繁地看见他们的身影，国外电影人被他们的影像魅力所折服，惊呼中国电影的崛起。“第五代”成为中国电影复兴的中坚力量，“代”的意义在他们身上尤为显著，正是他们，为当年的中国电影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1963-1983
温情理想和灵魂居所
回首上世纪60年代两岸三地的电影风潮，这边厢内地电影无奈地被牢牢捆在政治斗争的战车上长达十余年，那边厢香港电影在邵氏公司的推波助澜下正兴起越来越猛烈的电影商业热潮和娱乐热潮，而此时的台湾电影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1963年，对于台湾电影来说是值得铭记的一年。那年开始，一股清新的微风吹进台湾电影业，李行导演的《蚵女》、《养鸭人家》等片开启了台湾电影“健康写实主义”路线风潮。这是政治高压下的折中产物，但其中却不乏佳作。它直接带动了国语片的空前发展，成为台湾电影繁荣的起点。
与此同时，琼瑶的文艺爱情电影也开始大行其道。回首望去，琼瑶的爱情故事几乎影响了华语地区观众近40年的爱情和生活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琼瑶爱情电影的最大贡献，还是掀起了华语电影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为广泛的造星运动。“二秦二林”的明星制运作，展现了真正的电影商业化模式，影响深远。
1957-1980
亚洲的光影传奇
如果时光倒流40年，内地的观众会发现，那个时期的电影记忆几乎完全空白，除了样板戏电影就是类似样板戏的电影。而彼时的香港，却在“邵氏”这个无法重现的电影王国的带领下，铸造了一段亚洲的光影传奇。
1957年，邵逸夫从南洋赴港，成立邵氏公司，这一事件预示着香港电影即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在邵逸夫的主持下，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香港电影逐渐向邵氏公司所推行的大片场机制、高素质作品的理念靠拢。到60年代中后期，邵氏出品基本上完成了对香港电影的一统天下，它数度掀起的黄梅调风潮、武侠片奇观，都体现出跨越时间的力量，成为香港文化记忆的一部分。邵氏的电影文化，也从此成为整个60年代香港文化生活的标志。
1971年，李小龙回到香港，旋风般开启了香港电影的新时代。这是一个人还能创造历史的时代，邵氏王国在70年代开始面对的冲击，首先便是由李小龙与他所在的嘉禾公司发起的，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1949-1966
快起步与急刹车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电影开始出现明显的地域分野。内地的电影企业作为新兴艺术生产力的载体，也被纳入国营体制之中，电影的生产机制及文化形态随之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电影开始更多地被作为意识形态的教育工具，这一阶段的“十七年电影”以全新面貌登上新中国的历史舞台，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运动不断的年代，电影创作的每一步都仿佛踩在刀刃上，然而，这些老电影人却舞出了太多优美的篇章，带给几代人无法忘怀的集体记忆。其中，1959年被公认为是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峰。当年推出了《林则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青春之歌》、《林家铺子》、《老兵新传》、《今天我休息》等一系列优秀影片，写下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光辉一页，被称为“难忘的1959”。
进入60年代，内地的电影制片厂制度已经完全确立，机制成熟，运转正常。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批新电影人，开始发挥各自的能力，一批既符合当时需要，又具备创作风格的影片自然产生。《刘三姐》、《李双双》、《小兵张嘎》、《地道战》、《冰山上的来客》、《大闹天宫》等作品的出现，证明了60年代内地电影也不乏娱乐性因素以及创作者的个人色彩。当人们期待着更多具备水准的电影问世的时候，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却让一切化为泡影。
1946-1949
转折中酝酿高峰
虽然只有短短四年，这一段历史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轻轻带过。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电影人有的返回战前的东方电影之都上海，有的前往解放区孕育新的电影力量，还有的选择了南下香港继续电影工作。这是中国站在十字路口的历史时刻，电影人不经意的选择，已经为他们日后的命运，以及中国电影格局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而高峰也同时来到。上层知识界的文化精英陆续回到电影界，成为电影创作的中坚力量，中国影坛因此大大增添了人文色彩。这些文化精英很多有西方留学经历，因而具备了一种世界的眼光和兼顾中西方文化精华的胸怀，他们倾力于创造一种属于中国独有的现代电影模式，40年代中国电影的新高峰由此确立。其中以费穆拍摄于1948年的《小城之春》最为杰出。三四十年后，当这颗遗世之珠重新被海内外的电影人挖掘出来，人们惊讶地发现，当西方电影人还在为“新现实主义”风格的确立而努力时，在东方的中国，费穆早已默默地达到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1937-1945
没有硝烟的战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那一代中国电影人大多如同《十字街头》中的主人公一样走向了抗战前线，而这个主人公居住的陋室里有着两个十分抢眼的视觉符号——鲁迅肖像和米老鼠玩具。中国的电影版图出现了一轮新的分化组合，形成了国统区、沦陷区、根据地、上海租界区及香港这四个板块。由于大批电影人的迁移，原本设在武汉的“汉口摄影场”扩充改建为中国电影制片厂，这里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抗战电影拍摄制作最重要的一个基地。
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里，“中制”扛起电影界的抗争大旗，仅在武汉沦陷以前，就创作出三部故事片、五十余部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片，无论数量、类型还是影片质量，都可谓成绩斐然，唱响了危难时期的银幕“主旋律”。从1939年到1940年期间，“中制”达到一个创作的高峰时期。不要以为这些影片都是口号式的作品，其中多数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剧情也并非简单化的敌我矛盾，角色更不是脸谱一样的“高大全”英雄。也许，那个年代的主旋律，还存有上海商业电影的灵动与智慧，更多却是全体创作者在经历民族苦难后的真诚感受。
1921-1937
第一个黄金年代
电影技术的成熟，使得活跃于报纸、话剧、音乐等领域的知识分子进入电影业的时机变得成熟。一大批中国文艺界左翼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得中国电影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在二三十年代有了质的飞跃。
同时，由于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天然便利，与很多民族资本家的努力经营，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电影放映业延伸到中国各大、中城市，仅二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就有数十家影院，在以黎民伟、郑正秋等进步电影人的努力创作下，一大批具有极高艺术性的影片诞生，中国电影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年代。
据统计，当时上海的电影杂志就有上百种，而一般综合类刊物中也都有专门的电影版面，影星的照片或电影海报也常被当作封面。那个年代，上海“东方好莱坞”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电影文化已完全渗透到整个城市文化的体系当中。然而，战争却使中国电影的发展势头被拦腰截断，黄金年代也就此止住了高速的步伐，在踌躇与无奈中停滞下来。
1905-1920
襁褓中创造第一
1905年7月，“伶界大王”谭鑫培在一台卷着胶片的“活动箱子”面前完成了自己的60大寿。这个伟大的瞬间之后，中国电影终于开始蹒跚起步。
从1905年到192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最后一个王朝被写进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襁褓中的中国电影，像所有新生儿一样，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众多个第一次：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第一位电影演员谭鑫培；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出口海外的电影《庄子试妻》；第一位女演员严姗姗；第一家影院虹口活动影戏院；第一间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短短的15年内，中国电影在懵懂中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转变，使电影由西方传到东方，从戏园搬进影院，从记录转向叙事。最关键的是，电影由新鲜玩意儿演化成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种消遣方式，看电影成了一种时髦。深圳商报记者刘悠扬
中国电影百年：问碧空星光几度 寻心中百年梦影
中国电影百年：探银幕春意缠绵 看眼前万里芳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