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影评人、编剧及电影发行人，他将大量电影资讯带给大陆乃至整个华人影迷，许多海外电影更是由他引入内地，他就如同一扇电影之窗，他就是舒琪
对于整个华语电影而言，舒琪的贡献不可估量，这位集编剧、导演、监制、发行人和教学为一身的电影从业者，现任香港演艺学院院长。
1977年香港大学毕业后，舒琪先后加入佳艺电视台、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以及嘉禾电影公司担任编剧和导演，从1981年执导《两小无知》算起，舒琪迄今共执导6部电影作品。
此外，在中国电影进军国际的进程当中，舒琪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先后帮助侯孝贤(《悲情城市》)、陈凯歌(《霸王别姬》)、田壮壮(《蓝风筝》)、王家卫(《重庆森林》、《东邪西毒》)等众多导演完成了影片的国际发行工作，成为他们走向西方的桥梁。
在如今这个资讯发达的年代，舒琪内心有关电影的理想已执著成了一种坚守，透过舒琪平和的目光，依稀能窥见他对电影的狂热情怀。
电影往事
对电影产生兴趣还是在舒琪很小的时候，那时家里刚买了电视，能收看到一些粤语片。舒琪至今还记得他早年从电视里看到的一段电影剧情：母亲带着孩子沿着铁轨逃跑，身后是追赶他们的坏蛋，一列火车在这对母子前面轰然而至……
当时只有七八岁的舒琪看到这样的场面，内心感受到了震撼和紧张，除了担忧那对母子的命运外，他更针对这段场景的拍摄展开了思索：火车来的时候摄像机被放在什么位置？为什么人被撞到了摄影机却没事？
虽然这只是舒琪的影像初接触，但他却臣服于它巨大的吸引力。后来家庭出现变故，不得不卖掉电视，但年幼舒琪对电影的痴迷却有增无减。
“表哥经常带我到戏院去看电影，小时候在戏院看粤语片的气氛特别好，戏院那么大，每一场都挤满影迷……”有关电影的往事总是那么深刻而美好。
“那时最红的影星是萧芳芳和陈宝珠，只要她们一出场，影迷们就欢呼起来。当时的生活没有太多节目，电影总能让人开心，我在那样的氛围里有了深刻的感悟，电影真的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于是，舒琪对电影的渴望与日俱增，只要和电影有关的东西他都喜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文化娱乐还远没达到如今的开放程度，基本上都是单一粤语片的天下。舒琪像所有喜欢电影的中学生一样，希望看到更多不同类型、国度的片子，但却受到种种限制。“许多小团体的影迷会成立起来，自己找片子或是租片子来放映，可惜对年龄都有要求，我总不能如愿以偿。”
60年代末期，香港出现了一份《中国学生周报》，周报电影版刊登的几乎都是西方电影的最新理论和潮流，这为看不到香港以外电影的舒琪打开了一扇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通过《中国学生周报》在“读”电影，读的多了，积累了一段时间后，再看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他内心的一些想法居然在电影里得到了印证。舒琪就靠着这种“自学”方法积累着自己最初的电影理论，他说自己这代人几乎是和香港电影理论体系同步成长的一代人。
电影之窗
80年代中期，舒琪认识到香港通常放映的电影种类局限性太大，同时希望把自己看到的大量西方优秀电影带给香港和内地的影迷，于是1987年他自己投资开办了艺术电影公司“创造社”。
在相当的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许多华人影迷来说，能够在香港甚至内地看到许多精彩的海外电影特别是欧洲艺术电影，仅仅是因为舒琪和他的“创造社”。
舒琪个人喜爱“艺术电影”，仅从个人气质上来看，他的喜好与他的个性极其相符。艺术电影包涵的那些人文气息正是舒琪身上所特有的东西。
舒琪说，那些拍摄商业片的导演特别爱强调一点：“商业的还是艺术的”，而对于真正喜欢艺术的人来说，根本不需要强调什么。所谓的“商业片”和“艺术片”无非就是观众人数的多寡和片商资金投入的程度，商业片和艺术片在娱乐性上没有什么根本的分别。“对我而言，许多商业片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性，但我看商业大片《泰坦尼克号》的时候一样流下了眼泪，它不等同于艺术的成熟，但又十分好看。”
创造社并没有很明确的选片标准，舒琪看到自己感觉优秀又买得起的片子就会引进。20年来，创造社从海外引进了150多部电影，其中只有不到1/3是赚钱的，基本上舒琪是在用自己的钱让香港影迷看到他认为好的那些电影。
“这些年，每引进一部片子也只是在香港固定的几家影院上映，每部影片的盈亏状况都不同，总体看来，这些年下来，盈亏基本可以持平，亏损可能还多一点，但至少不明显，我也还可以维持。”
或许舒琪天生就属于那种不懂也不愿意钻研如何赚钱的人。他说起创造社的经营状况，显得很淡然，然而创造社引进电影所带来的观众却是在逐年增加的，这对舒琪来说是比赚钱更重要的，这是舒琪以及创造社的希望。
创造社在造福香港影迷的同时，也推动了内地电影社团的发展。90年代末期，舒琪在广州的朋友发起成立内地影迷组织“缘影会”，其早期放映的许多影片均来自舒琪的无偿支持，而舒琪追求“电影独立的品质”思想也影响到了许多内地影迷。
天堂电影
虽然如此，能够真正在课堂聆听舒琪对电影那份热情和感悟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舒琪想用他自己的方式为热爱电影的人们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希望通过自己对电影所有热爱的表达来激发起更多的人对电影的热爱，就像当年他在戏院里感受到的那样：电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相比记忆里电影的辉煌，近几年的华语电影现状显的有点没落，作为职业影评人和电影教育工作者，舒琪自然不免为电影的未来感到担忧。他说华语电影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似乎大家都不再把电影当成一回事。“电影跟自然界的四季不同，不会有一个轮回，光辉的日子一旦离去，可能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尽管舒琪承认香港的电影教育还存在种种不足，但比起自己当年的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平日里，舒琪带着学生们观看许多优秀影片，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掌握尽可能多的电影知识。”舒琪相信电影拍摄领域一定会有天才出现，但他更相信主观勤奋和知识的积累。
从青少年时代与电影结伴而行一路走到今天，香港的物质和文化面貌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世界华语电影领域，香港电影正起到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港产电影这几年实际上的衰退落寞还是令舒琪有些不情愿地承认：不管表面上的潮流如何，属于电影的时代终究还是改变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电影真的还重要吗？固然不能要求他们像我们那时一样，但我总是很怀疑，他们真的有那种对电影很执著的情感……”这无疑是舒琪对电影一种伤感的表达，电影则是舒琪倾注了青春和理想的追求。
“我常常跟学生们说，他们是用对待卡拉OK的态度来对待电影。在卡拉OK唱歌，每个人都可以很投入、很快乐，也都会有自己拿手的几个曲目，但离开卡拉OK机，他们很少有人能把一首歌唱好——看电影也是这样，现在的影迷可以有一大堆影碟，但放在家里很久都不会看。”
“在当年，电影是只放映一轮的宝贝胶片，错过了就不知何时再有机会重逢。常常在最后一天，我们借胶片回来，反复地看，还用录音录下对白，很多东西在脑子里都有很清晰的记忆，而且，电影能让你那种‘想要找出一切’的冲动得到最大意义上的满足，很过瘾。现在的年轻人兴趣转移的太快，很多东西对于他们来说，都像是无所谓知不知道，无所谓存不存在……”
这段有如意大利影片《天堂电影》式的感悟，如同舒琪在和曾经的亚洲电影天堂诉说怀念。
在这个娱乐时代，舒琪明白：那个寄托着青春与激情的电影时代一去不返，“我当然知道这个时代可能就不是这样子的，但我不会想太多，我只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这种坚守是他对电影、也是对自己的承诺。
电影人生
舒琪身上似乎存在着一种异乎常人的坚持和专注，这也是他不断从电影当中汲取到的快乐源泉。从港大毕业到现在，舒琪说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与电影有关。他认为只要自己从事和电影有关的工作，就会从某种角度丰富自己对电影的认识，加深对电影的理解，从而获得快乐和满足。
在和电影有关的角色中，舒琪从来没有感到单调或矛盾。当导演的时候，他专注于体会创作经验；他还表示自己还有想说的话和想拍的东西，并且还有勇气在某一个时间竭力把它们拍出来。
作为影评人时，他则完全从评论的角度出发，不再去思索“假如我是导演”该如何的命题；出任监制，舒琪会很少考虑创作上的问题，尽管他总是有许多想法，但他更加明了自己“此时”的职责。
在最近20年的香港电影发展过程中，舒琪几乎与所有不同风格、不同年龄却同样优秀的导演有过合作。不过，似乎从某个时刻开始，他刻意避免为别的导演当监制，理由同样是因为电影：对电影有各自理解的人是很难在一起工作的，冲突会多过交流。
舒琪乐于像大众那样去看待自己的作品，他认为电影一旦被拍摄出来，它就是独立的，至于自己在电影诞生过程当中所扮演的那些角色，舒琪说：“做一个电影创作者肯定满足感最大，毕竟没有电影就没有其他，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但做导演工作的挑战性是最大的，因为要做很多充足的准备，要全盘把握，总之，为电影做任何事对我来说都是很自然的。”
即使在日常生活当中，电影也是跟舒琪发生关联最多的一件事。不管是读书、读报还是上网查找资料。他总是第一时间寻找有关电影的消息，打开邮箱收取到的信件也都是朋友之间关于电影的探讨。用舒琪的话说：“他无法想象如果生活当中没有电影会怎样。”
或许，对他而言，没有电影的生活那便不是生活了。旺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