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讯 睿智、率性、有才华和天赋，并且很Men，把吕克-贝松和姜文放在一起，很容易就可以捕捉到这两位电影人相似的地方。昨天上午，作为“金爵”论坛大师班最后一场登台的嘉宾，强强联手的对话自然引人注目。
这场对话让大家等了40多分钟，光台上为两位准备的杯子就换了三次，最后拿上来的饮料果然是传说中贝松的惟一饮料――伊云矿泉水。姜文与生俱来的幽默一出场就发挥了
作用，称对方为“贝松同志”。近两小时的对话氛围始终轻松幽默，直到最后一刻来自某记者的问题让姜文黑了脸，因为要他评价《太阳照常升起》女主角周韵演技如何，被当场拒绝。
姜文：我听说你被法国的电影学院轰出去过？
贝松：现在我开始后悔，后来没有进电影学院……
巧得很，两位最初爱上电影都是源于露天电影院：一个10岁跟父亲随军到贵州，在那里住在大仓库看窗外篮球场放电影，然后自己用纸盒幻灯制作“战争片”；另一个9岁和父母去摩洛哥度假，第一次在沙漠中看露天电影，同时遭遇骆驼撕咬用床单拉起的银幕如此“三维立体”的有趣一幕！
还有，是不是天才常常会在最初遭遇失败？就像贝松考不上电影学院，姜文是被北电拒之门外后考上中戏。回首17岁那年，贝松的记忆清晰如昨。“考电影学院之前首先有个面试，好几轮，我第一轮就没通过。当我坐下来老师们问我最喜欢的导演是谁？我说了几个名字后，他们就说：你不适合这里，可以走了！15年后，这个学校请我回去教书，被我拒绝，我说：我教的东西你们都不会喜欢……多年后我后悔自己当初没进电影学院，因为那里毕业的很多人将来都是我的同伴，而我没能和他们一起学习，只有做老导演的第三助理，但因为完全不是一个起跑线上，经验不足，也不能和他们对话。”
姜文听着，一个劲儿追问贝松“被轰出来”是什么时候？然后眨巴着眼睛自言自语：“1977年，那就是第五代的时候，不过第五代是考进去，他是被轰出来！”现场哄笑。
姜文：我觉得贝松特好的一点是，先写作后拍电影，而且不拍电影后还要继续写作！
贝松：我16岁开始写剧本，其实第一部作品是书不是剧本――《第五元素》。之所以少年时代就开始写作，贝松归咎于“没有其他事可做”。“我父母在乡下，我在寄宿学校念书，很多逃避现实的幻想对我而言只有借助于写作，但在一个盛产奶酪的国家，人们对怀着电影梦的少年是不可理解的。一开始我写得并不好，常常写两百页就扔垃圾桶里，觉得自己很蠢，我花了15 年才感觉好些……我的第一个剧本写完了藏起来不敢给人看，因为我法语课不好，后来找到班上一个法语最好的女孩，大概她喜欢我所以帮我修改，其实她很丑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你们看到了吧，艺术家的生活就是这样！”从16到20岁之间，贝松写的《碧海蓝天》、《尼基塔》等5部作品蜚声影坛。
“你呢？你多大开始写剧本？”贝松瞪着姜文，姜文支吾：“我……肯定超过16岁中戏时写过但都没写完，第一次完成篇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时我29岁。我一直觉得导演首先该自己会写剧本吧？而不是你毕业于哪里、属于哪一拨、身上刷了多少颜色。不该拍电影的人在那里拍，看电影的人就很难受。我并不反对商业包装，但你的东西必须是让人兴奋的，而你也是满怀兴奋地拍的！”
姜文：中国是电影农业国，我们正在“农转非”的过程，其实做“绿色电影”没什么不好！
贝松：在我看来，流行电影和商业电影有很大区别。
不可回避的话题又是“艺术和商业”的话题。贝松直言：“只要放在影院放映的就是商业电影，而流行电影是让所有人感动的！”姜文点头：“我同意！就像中国有句古话：文如其人！什么人拍什么片子，没法改变和模仿。我第一次看《杀手里昂》当时还不知道是谁拍的，就觉得让人兴奋难以忘记。”而贝松出任戛纳电影节评委时，同样被《鬼子来了》迷住了，结果这部来自中国的电影捧得评委会大奖。
然后姜文话锋一转说出一番令人乍舌的见解：“中国还是农业电影国，美国和法国都是工业电影国。其实做农业电影没什么不好，绿色电影，环保！农业需要农业活儿，需要好把式，需要悉心呵护庄稼对它们有感情……但我们有时拍出来正好在‘乡镇’那个阶段，在‘农转非’的阶段。我也不认为他们用心拍的东西不好，但太想‘农转非’，而我们成长的环境已经决定了你的东西！就像甭管你换了多少件衣服，一看还是――‘农转非’……李安是另一回事，他是到美国拍片的中国人！”他列举《霸王别姬》和《红高粱》，以及《杀手里昂》都算“绿色电影”。
韩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