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齐如山的“旧剧改造”是梅兰芳成功的第一箭，那么上海之行无疑是紧随其后的第二箭。在上海，梅兰芳出奇地“顺风顺水”，但保持清醒的他却没有沾沾自喜，相反主动放下架子，积极而投入地去认识、理解、学习独特的海派文化：他与书画大家吴昌硕交上了朋友，并在吴老的影响下钻研起书画来，希望传统文化给自己的京剧艺术以更多滋养；而“海派”京剧的丰富精彩，也让他学习到了许多，在带回北京之后，得以逐渐消化、吸收，成为“梅派”的精华……没有“红透上海滩”的第二箭，很难想象梅兰芳可以射出“访美访苏”这样高水准的第三箭。在他之前，不知道有多多少少的京城名伶来过上海，但无论怎样都不曾融入这个城市，而梅兰芳却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广收博取，出了大名，成了大事，奠定了自己在全国剧坛的地位。也正是有了上海之行，梅兰芳才会动了“去美国”的念头，更没想到的是这看似千难万难的事情，梅兰芳却真真正正地做到了，非但做到，还获得了“博士”的光荣头衔，给国家和人民争得了荣誉。

　　思南路87号：动荡岁月中的

　　淡泊人生

　　1933年，为避日伪凌辱，梅兰芳举家南下迁沪，先是在上海法租界的沧洲饭店暂住了一年，后来才本着“地段不要太热闹，房子不要太讲究”的觅房条件，几经选择，最后租下了马斯南路上的一幢中档洋房(今思南路87号)，作为全家的安身之所。当时马思南路属于法租界，马路两边尽是高大的梧桐树，密密匝匝，遮天蔽日，秋风一吹，顿时沙沙作响……梅宅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花园楼房，共四层。其中四楼是梅兰芳的岳母和女儿所住，他们夫妇则住在三楼，二楼是儿子们的卧室与厨房，底层为汽车间和佣人们的居室。虽不豪华却颇为温馨的小楼前，总是栽有不少花卉草木，前庭则有一片绿茵茵的草地，透着悠闲与舒适。梅兰芳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据当年曾经见过他的一位老邻居回忆：每晚演出结束后，一辆黑色的轿车总是轧着梧桐的落叶悄然驶过，慢慢地在87号门前停下，人到中年的梅兰芳依然姿态轻雅地缓缓推门、下车，不发一语地进门……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更没有观众粉丝的围观……邻居们过了很久才知道，那条小巷的尽头，竟然是梅兰芳的家。

　　事实上，梅兰芳在思南路上的生活并非如此平静悄然。许姬传等“幕僚”的追随，言慧珠、杜近芳、李世芳、毛世来等弟子的陪伴，还有夫人福芝芳、子女葆琛、葆玥、葆玖等等……无不令他的生活充满乐趣。然而，梅兰芳仍然常常感到焦虑，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他意识到，他已经和所有中国人一起，无可选择地站在了国家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激情澎湃的他一口气排出了《抗金兵》、《生死恨》两出酝酿着无尽国仇家恨的新编戏，借以弘扬民族精神，号召民众抗日。两剧一出，舆论哗然，群情激昂，每场都爆满，也因此惹怒了当局。面对当局强烈的“封杀”与禁演干预，梅兰芳顶住压力，并以“观众不同意停演”为由，继续演出，甚至还辗转南京演出，同样获得热烈反响，排队买票的观众甚至将票房的门窗玻璃全部挤碎，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1935年，梅兰芳作为文化、友谊的使者，对苏联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访问。但自苏联返回“孤岛”上海，却仿佛又一下子重新掉进战争和混乱相胁迫的深渊。梅兰芳虽身居租界，但也只能在马斯南路花园洋房之外的很小的一块天地中活动，不时受到日、伪分子和地痞流氓的骚扰，深感上海已非久留之地。因此，当香港方面向他发出邀请后，他便毅然率领梅剧团于1938年春赴港演出。演出结束，梅剧团成员北返，梅兰芳却在香港住下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陷落，自然也无法安身。1942年夏，梅兰芳被迫返沪。从此，他蓄须辍演，杜门谢客，以书画自遣，过起了寓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