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女性影人成长轨迹与创作心态
贰、创作者心态：成长轨迹与时代特征
从《女人四十》里的萧芳芳，到《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的斯琴高娃再到《天水围的日与夜》里的鲍起静以及刚刚制作完成的《桃姐》，通过对许鞍华近十几年电影里女性形象的观察，其实可以发现一条很明显的女性成长轨迹。这条轨迹跨越了女性不同的年龄层次，不同的职业身份，甚至是不同的性别趋向(《得闲炒饭》)，完全可以看作是许鞍华导演在不同时期对女性的观察和自身创作心态上的一个变化。
同样的，香港导演张婉婷也在她的电影里注入了许多有关个人成长的记忆，比如《玻璃之城》中对香港大学的记忆，《岁月神偷》里对童年生活的记忆。正如张婉婷自己所说的，“我从来我没有仔细的分析我自己的电影，但我拍的东西都是我身边的朋友，我的心路历程，慢慢看回去我拍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一直成长的故事，就是我生活的地方的历史回忆。”
女性拍电影就是这样，往往喜欢将个人的感悟融入到创作中来，也因而更具个性和特点。正因如此，她们的作品随所处时代、业内地位、自身力量的变迁而表现出的创作心态上的变化比男性影人更为明显。
许鞍华：我很喜欢看书，也很喜欢问人家问题，这些都在早期拍电影的时候派上用场，而且以前也有大一点的雄心壮志，很想拍大一点的电影。可是近几年，我越来越感觉我对这些比较大的题材虽然有兴趣，可是因为那个制作需要很多钱，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搞制作，花很多时间找资金。但我感觉我能拍戏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我希望多拍几个，就找一些我觉得我想探讨的小题材来拍。其实你探讨一个题材无论是大还是小，其实是一样的，不过这个制作不同而已。
张婉婷：一开始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还在拍“移民三部曲”，就是《秋天的童话》、《非法移民》那种，因为我通常都是拍自己感觉最深的东西。但1997年之后，我就发现香港马上要回归祖国了，很多人心里很不踏实，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我就发现很多我以为常常永远都会存在的东西可能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有人说皇后大道东可能要叫解放大道，机场要搬了，我大学住的河东女子宿舍要拆了。我很生气，他们要拆掉我的回忆，我不能再不拍香港的故事。我要把它记在胶片里面，因为影片可以比我活的更久，我就拍《玻璃之城》纪念我大学的生活。然后接下来《岁月神偷》也是这样，因为香港越来越变成一个现代的城市，好像我拍永利街才可以勉强回到香港60年代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拍以后要拍我们童年生活的机会都没有了。
崔宝珠：从制作说，我80年代就拍戏，跟许鞍华到大陆拍《投奔陆海》，当时因为我们对环境陌生，香港来的主创比较多，那时候的物资可能不足，很多底片器材都是从香港运过来。但90年代进来的时候，从香港过来的主创也不是以前那么多，所以陆陆续续等于现在就没分中港台的人员，都打成一片。其实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可能是她们拍的题材不一样，因为不可以重复拍一个题材，许鞍华刚才也说，她们可能是根据时限性，社会问题来。但没有觉得她们两个(许鞍华和张婉婷)有什么变化，对我来讲变化的不大，可能也是我们常常有碰到，所以不特别觉得有什么不同。
香港导演黄真真叁、女性的力量：用温柔方式解决问题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这个行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她们不再像以往一样，仅仅只是大银幕上的表演者，而是活跃在电影制作的多个环节，并且正在或即将取得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绩。比如黄真真现在正在筹拍的《木兰奇缘》就很有可能打破当下大片被男性统治的现存格局。但现实是，在电影工业这个传统意义上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里，女性想要发挥自己的力量无疑要比男性面对更多的困难。
在本次论坛的第三个环节上，主持人和几位嘉宾就如何发挥女性的力量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探讨。对于性别是否会成为困扰她们的因素、工作当中的阻力以及在与传统男权的对抗与合作上，她们又有什么样的心得和方法，几位女嘉宾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与男性合作：在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
在普通人的想象中，电影是一个等级森严、男性居多的行业，因而如何与男性和谐共处、携手合作，也必然成为女影人在拍摄电影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一位女性在驾驭一个庞大的剧组时，怎样让桀骜不驯的男性低下头臣服在自己的裙下，是要像许鞍华说的那样让自己变成一个男人，还是像黄真真说的那样用温柔的方式去解决？也许你甚至还要想象一下，自己是否能够像崔宝珠一般，会用聪明的方式同黑社会周旋。但不管怎么说，在对抗男性这一点上，女性除了要具备专业上的知识以外，在沟通能力上也有着比男性更高的要求。
玛莉亚·嘉西亚·古辛娜塔：其实我跟这些男性打交道就是很平常打交道，不会觉得他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聪明不聪明，就是跟普通人打交道而已。因为如果有人不尊敬你的话，他就不配你跟他讲话。也就是说你自己要强硬，要保护自己，首先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他得尊敬你，不管他是权利大还是小，他都是人，大家都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在平等的基础上才可以打交道，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黄真真：我在拍戏的时候发现跟男性去沟通最重要是具体，比如说现在冷气太冷了，你可不可以暖一点，我不会这样说，我会说可不可以18度，可不可以15度。跟男性沟通要比较准确一点，比如说我要红色，不是这个红，是那个红，就指给他，就不会有误会。
还有就是当我刚刚开始当导演的时候，因为我个子很小，比较凶才可以让人家听我的话。现在我就感觉可以比较理性的、比较温柔的去解决，因为这都是我们女性的长处。以前我常常讲一个笑话，男的导演可以在现场哭，因为他哭大家就听他话了。但女导演不能哭，你一哭人家就觉得你不如回去煮饭吧。今天虽然我们说很现代，但保守的一种看法还在，现在作为一个女性自己不用想，把自己要做的东西做好就好了。
阎柔怡：我自己在工作上面有时候不太分男性跟女性，我比较在意的是，有时候做这个行业是将心比心，你自己讨厌人家跟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沟通，或者你自己不喜欢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面貌和你相处，你就尽量避免用这样的方式去跟别人沟通和相处。我觉得有时候我不会用比较强硬的态度，我会说那你觉得呢？如果你的理由可以说服我，我也不一定要坚持我的做法，因为我觉得最后结果会证明一切。所以我比较赞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讨论的方式，或者是用沟通解决和处理一些事情。
我觉得在场的导演都很有经验。女性有一个特质是除了细腻之外，该柔软的地方可以比男性更柔软或者更体贴更敏感。有时候我觉得霸气一定难免会有的，当一个女性要坚持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她的坚持可能会比男性更大。我觉得只是在这个取舍当中怎么拿捏，对我来说有时候柔软反而比坚持来的好用一点。在这个职场上尤其是面对一个团队或者一个艺人的时候，对我而言是这样子。
崔宝珠：因为我刚才也说，导演是电影的灵魂，我们在旁边的人是尽量帮他排斥困难，提供好的制作环境。比如那时候我很懂得黑社会，跟他们谈判。80年代拍外景的时候，黑社会要收一些费用，这些人都是拿着西瓜刀跑来的。我记得是最后一个镜头，那帮人站在我们镜头前面一直要收钱。许鞍华很聪明，拍完的时候就给我一个手势说拍完了，我就说赶快把所有人都撤退，让最后一个车打开门。都走掉以后，因为那个消防员掉下水嘛，我说坏了我的演员掉下水了，我要赶快送他去医院，马上就走掉了。其实这个方法也不好，大家也不要学。
2.与大牌相处：和他们统一战线
对普通人来说，对电影圈的想象大多都是由一个又一个娱乐明星所组成的，八卦新闻每天都霸占着娱乐媒体的大小版面。除了明星们经常上演的荡气回肠的爱恨情仇之外，说某某某耍大牌的新闻也颇为常见的。由于普通观众与明星之间的距离十分遥远，大多只能通过电影电视去欣赏他们在公众面前所表现出的最好的面貌，而对他们在银幕背后的样子知之甚少。因此，他们在工作中对待女性的态度自然也成为了论坛讨论的话题之一，正如主持人欧宁所说的，“作为普通的观众来讲，他们特别好奇大牌明星在同女导演、女制片人的合作过程当中是怎样被驾驭、怎样被调度的。”对此，三位资深的电影人也从她们的角度为我们揭开了大牌演员们神秘的面纱，原来他们其实都像小朋友一样，心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许鞍华：我觉得说的很老土，就是平常心吧。对他们像对每一位演员一样的礼貌，根据这个合同的规范，不会因为他是大牌，或者是不知名演员，比如一个新人就可以随便的调动他。大家都是根据工作计划行事，自己也要准时。一些大牌有经纪人，有时候还比较好一点，因为通过一个人在中间说话都比较好，也许大家本来是朋友，也许是以前合作过。如果他们能做到这样的大牌，他们肯定比你精灵，你就不要想占便宜，只要很公道就可以了。
崔宝珠：可能导演跟制作人不一样，一般我们跟他们谈合作的时候，希望有一个好的故事说服他，他喜欢，然后他会挑一个班底，最主要是导演是谁，其实他们比较重视这个剧本对他们适不适合，然后他比较重视，他相信你的班底出来的制作会好，他也不希望拍一个不好的电影，我觉得这样的心态比较多一点。至于其他的过程里面，可能有时候是沟通的问题，你们跟他多沟通，了解他们想法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又是女人聊起来也亲和力比较多一点。
张婉婷：我觉得对我来说大牌比小牌、中牌更容易沟通。因为大牌本身已经对自己有信心，而且他的安全感比较高，所以你跟他说话可以很直接很真诚的说。我觉得所有演员其实都好像小朋友，他们其实心里有很多不安全感，因为他们要面对很多观众，在一个大银幕把自己的头放大到几百倍面对观众，所以他们内心很多不安全感，所以我觉得作为导演其实最重要要让他觉得你跟他是同一条线的，一定会保护他，看到他有什么不对一定会改过来，而且会选最好的一面表现在观众面前。如果你是他可以信任的一个人，跟他是同事，不是来指挥他，当什么监督这样的。这样的话我觉得绝对没有一个人是麻烦的，大牌小牌都是可以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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