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转山》记 就赌那50%的不确定(2)
就赌那百分之五十的不确定——导演杜家毅的选择
《转山》这部电影跟导演杜家毅，有着很多“偶然”的机缘。
比如杜家毅曾在07年跟朋友开车去西藏，而且跟《转山》这本书的作者谢旺霖走的是一样的路线，包括夜过梅里雪山。所以当监制陈国富将原著故事介绍给他时，杜家毅直言“看完很嗨”，当时就觉得“能拍出一个特别好看的电影，而这种电影以前在华语电影中是没有的，很新，有很大一种愿望想把它搬上大银幕。”
虽然这部电影跟他几乎是一拍即合，而且也有人投资，有人买单，正像杜家毅所庆幸的“感谢两位制片人，感谢太合影业，给了梦想一个价格”，但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依旧有着太多的艰险和不确定。他其实完全可以去拍小清新，去拍偶像片，城市题材一大把好拍又好卖，但杜家毅偏偏不愿意干没挑战的事儿。正像他对于这部电影的一个有趣比喻：《转山》的拍摄跟追女孩子是一样的，最嗨的就是那百分之五十不确定的成分，太容易追到就不嗨了。
自称“从小就是一个闯祸胚”的杜家毅，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百分之五十确定、百分之五十不确定的事”。所以这部电影有很多并不是原本剧本中设定好的情节，而是“天给的”。
比方说影片中书豪和小川辛苦骑到梅里雪山，结果，却没见到雪山。其实原著和剧本中他们见到了雪山，但在实际拍摄时雪山却迟迟未能现身，在“经过一天的挣扎和讨论后”，剧组决定“就按照没看见雪山的情况拍”；再比方说，怒江遇狗那一场戏，原本原著中只是遇见两条狗，但剧组在行进的路途上竟然真的遇到十几条狗的围攻，所以在拍这场戏的时候，就将两条改成了十几条。
“原著谢旺霖没有遇到的东西，不代表张书豪没遇到，不代表我杜家毅碰不到。原著中是以他自己的视角去走这个转山路，现在我们其实是以电影的整体角度去走转山路。”杜家毅如是说。
“天”给了杜家毅多出来的十多条野狗，给了他看不到的梅里雪山，给了他一场暴风雪，还给了他一对因“禁语”而不说话的转山母女，甚至还给了他电影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李小川。杜家毅在香格里拉遇见了一个包袱极为简约，甚至连梳子牙刷都因怕重而弄得都非常小的香港边境警察，“是他给了我灵感，他就是片中李小川的原型”。
当然，“天是无常的，人也是无常的”，给了他很多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险，“演员身体出状况了；因为地势太高，灯光部门扛不上来灯；摄影部门提不动机器，吐了……”，杜家毅回忆说：“我们其实也是一直ON THE ROAD，去创造。”
杜家毅很幽默。他提及在拍怒江遇狗那场戏时，道具组和美术组忙了好几天征召了十一条“群众演员”，喂吃的喂喝的，第二天早上却跑得只剩下3条。拍摄时只好一边把三条狗运到拍摄现场，一边再打电话给制片组，赶紧再找几个“群众演员”。大家从各家借，从马路上请，最后到达现场，才能顺利完成拍摄。
还有拍米拉山口的风马旗戏份时，大家赶到现场时都“傻了”，因为前一天晚上刮起不下十级的大风，把搭好的风马旗老粗的铁杆子都吹歪了。而这时已经封山，大部队还在山下。最后，就只能靠全组二十多个男人，用四个小时，重新在高原上树起两千多面风马旗……
吃的差、不见荤腥、高原反应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类似上述的这些问题才更考验电影工作者的胆量和素养，杜家毅说，“一个电影工作者你敢不敢这么死磕下去，为了观众把命拼了，你敢不敢。”
尽管如此，苦中作乐仍是成为剧组的传统之一，他们甚至搞了许多小发明，什么自制头盔之类的，“打鸡血”大会也时常定期召开……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团队，每天处在一个铆上劲了的状态。就算是“老天赋予你什么你就拍什么”，杜家毅对影片的效果依旧信心十足，他说：“我有信心和把握，就是我一定能把它拍好看了。”
监制陈国富在影片拍摄中时常与导演“对撞”在三公里外冷冷地SAY声NO——监制陈国富的价值
《转山》剧组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段子：导演杜家毅在高原反应的时候，拎把刀冲进制片人陶昆的办公室，陶昆很冷静地说你想怎么样，杜家毅说，要砍三个人。头一个就是监制陈国富，然后是转山的原著作者谢旺霖，最后是投资方制片人。杜家毅头头是道地解释：如果没有谢旺霖就没这小说，没这本小说监制既看不见也不会推荐，那么太合就不会投资，我们也就不用来拍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关于高原反应的有趣的笑话，导演跟监制陈国富自然不必到动刀子的程度，但两个人的“对撞”，却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陈国富身为中国台湾著名的电影导演和监制，伴随着他的名字的，有一长串耳熟能详的电影：他执导的《双瞳》，票房曾创下台湾的纪录；他在华谊以监制身份负责开发《可可西里》、《天下无贼》、《集结号》、《李米的猜想》、《非诚勿扰》等影片，部部成功；2009年他重执导筒的《风声》、2010编剧并监制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更是当年首屈一指的成功影片，但监制《转山》这样类型的影片，他同样也是第一次。
之所以请陈国富来担任《转山》的监制，绝非因为他是第一个将《转山》的原著故事介绍给导演的人，也并非因为他的金牌监制的名气，而是因为此前杜家毅与陈国富打过不少交道，十分了解陈国富的能力和为人。正像杜家毅所说：“转山不是个组局的电影，不是因为陈国富有名所以请他。难道拍枪战片就得请吴宇森？拍功夫片就得请徐克？我们找的是监制，不是代言人。”
在拍摄过程中，陈国富因为身体原因，只去了一趟拉萨。他跟导演的联系，大多是通过电话进行，而且他在电话中说的，大多是“NO”。拍怒江遇狗的那一场戏时，杜家毅觉得拍摄不顺利，他刚回到住处就接到陈国富的电话。陈国富问拍的怎么样，杜家毅说“没光”。陈国富立刻反问：没光你就不拍了吗？杜家毅心说：没光啊，你要我怎样！于是急了，冲着电话扔出一句：“老陈，这边可不是平原。”对方冷静的回一句对仗十分工整的回答：“老杜，你这可是在拍电影。”
杜家毅把每天这样都听到电话那头说“NO”的通话称为“对撞”。在被杜家毅比做是“DNA的架构”的电影制作过程中，权利和权利是相互钳制的，而监制陈国富就是那个敢于说NO的人。杜家毅更形象的描述这种对撞为：“当导演意淫在他的电影中，远远三公里外你听到一个人冷静的说‘小杜你不要这样做’”。而在后期的剪辑过程中，因为拍的素材特别多，甚至“都可以像赤壁一样分上下集”。但为了剪出精华，就必须有个“舍得”的过程。这对于导演杜家毅，自然十分为难，狠不下心来的时候是常有的。而这时，监制和导演电话中的说“NO”大战，则又变成了“陈国富往下剪，导演往回拉” 的拉锯战。
杜家毅笑称：前期拍摄是与天地交战，后期就是在跟人交战。但监制陈国富和导演杜家毅在电影的整体风格和人物走向以及剪接上，确实像DNA构架的双螺旋一样缺一不可。“不是陈国富什么都对，但我需要用事实证明是对的，要不陈国富不会轻易松口。他没有什么多余的话，我很珍惜我们这一次所拥有的团队DNA架构。”杜家毅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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