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想“回归”拍喜欢的电影

2012年10月31日17:36  燕赵都市报
张艺谋
《红高粱》海报

  “人生在世,都有一份作业。”坐在记者对面的张艺谋,边说边指着他背后墙上的一份份“电影作业”海报:《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英雄》、《十面埋伏》、《山楂树之恋》、《金陵十三钗》……

  与之相伴的,还有舆论对“铁道部‘天价宣传片’”“与张伟平分道扬镳”“因莫言获奖而旧事重提”“孟买电影节获‘终身成就奖’”的“狂轰滥炸”。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张艺谋从来都是媒体追逐的重点。而从他的“电影作业”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从艺轨迹,更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脉络与流变。

  艺术与商业的博弈从未停止

  “‘媚俗’还是‘崇高’,是每位导演一生的难题。”“电影票房再好,还是有人批;国际获奖再多,还是没人看;观众需求再大,也得求平衡。”对于始终在艺术与商业间徘徊的中国电影,张艺谋这样道出自己的导演观。

  从《老井》到《有话好好说》,从《红高粱》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的作品跨度之大,反衬出电影主题的时代烙印和时代之变。“我从影早期的作品有一种呼唤。你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高粱》,像火一样燃烧的作品,因为那是个热血沸腾的年代,人们在文革后极力燃烧积蓄已久的能量。”张艺谋回味道“我在形式上追求特殊、张扬,呈现出自觉、强烈的个人风格;在内容上表达对中国社会未来的思考。说白了,这是一种对思想解放的释放。”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伴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电影融入市场化浪潮,商业电影如雨后春笋般绽放。张艺谋也不例外,他转型执导的武侠巨制《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

  “有人说我拍商业电影是堕落。”张艺谋摇着头解释“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苦大仇深的思考氛围中跳出来后,我本能地觉得应该做些不一样的东西,带有强烈的娱乐元素,这样的电影才好看。”

  的确,拍电影,不是写论文,观赏性在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电影是一种夹带文化,观众观影,在愉悦的同时,会自然而然感受到影片传递的价值。”张艺谋说,网络上,要找潘石屹,先得点击房地产板块,要找张艺谋,只能搜索娱乐频道。“社会就这么定位,你只能在娱乐产品中,装进一点内涵,一句话,商业电影就是寓教于乐。”

  艺术与商业的博弈从未停止,其背后往往附带着“媚俗”与“崇高”的争论。“在‘媚俗’与‘崇高’之间,我们往往顾此失彼,无法完美平衡。”张艺谋坦陈,“有人说商业电影低俗,有人说艺术电影晦涩,无论拍哪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才是导演追求的终极目标。否则,你就得做好挨骂的准备。”

  产业链条下的商业裹挟

  必须靠财团(如影视企业)支持的导演,一旦上了这条“船”即被“绑架”,拍摄全程,根本由不得自己,这直接导致影片艺术水准低、叫座不叫好。

  1999年,根据对加入WTO的承诺,我国在此后陆续引进上百部国外大片,中国电影业在产业化没有形成、市场经验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应对,受到很大冲击。

  为保护、发展国产电影市场,2003年以来,我国相继颁布多部有关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电影业的法规、政策,一批民营影视企业不断壮大,逐步掌控了“投融资-制片-发行-院线-衍生品”的电影产业链,有效抵御了国外大片的“入侵”。其间,张艺谋执导的《十面埋伏》等票房颇高的作品,几乎都与民营影视企业“新画面公司”合作。

  “我不讨厌商业电影,但害怕被商业裹挟。”

  张艺谋无奈地说,从投资方到制片方,从植入广告到演员选择,从拍摄手段到镜头取舍,导演在每个环节多少会受干涉“商业利益的回报,从开拍起就压在导演肩上。年轻导演直接被命令要求如何做,而对有名气的导演,投资方虽不敢玩硬的,可软磨硬泡更愁人,让你的构思和创作发生扭曲。”

  《三枪拍案惊奇》就是典型案例。“本来没打算拍这部戏,可制片公司想挣钱,用小沈阳[微博]出演搞商业炒作,就拼凑了一个不成熟的剧本。这真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决定。”张艺谋坦陈,这是他迄今为止最不满意的作品“我感觉自己掉沟里了,因为它缺乏文化价值,是商业裹挟的产物。”

  那些“叫座不叫好”的烂片给出一个答案:营销模式的成功并非电影的成功,电影产业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奥斯卡”不是风向标,不应被神化

  “‘奥斯卡’们不是中国电影的风向标,而是各国电影人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它不应被神化。”张艺谋多次担任国际电影节评委,也多次荣获国际电影大奖,但他对国际奖项有自己的理解“全世界在册的国际电影节有400多个,无论是美国‘奥斯卡’、法国‘戛纳’还是中国‘金鸡百花’,一帮电影人把自己做的‘菜’都带来相互‘尝尝’,就这么简单。”

  从《英雄》到《十面埋伏》,从《山楂树之恋》到《金陵十三钗》,媒体总把“冲奥”这个词放在张艺谋身上,让他很无奈。“好像我老当益壮,端着枪冲着奥斯卡就去了,誓不罢休!”张艺谋调侃道,“我早就过了得奖的岁数,现在完全不是获奖的重点。”

  对于导演“冲奥”的话题,张艺谋觉得别把这太当回事儿“题材偏好、上映周期、评委会成员和主席的背景……你算不过来,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你掌控不了。”

  电影产业要发展,文学是母体

  “票房为王”也好,“奥斯卡折戟”也罢,金钱与名利的背后透着中国电影的浮躁,而作为电影之源的剧本,也因此陷入空前尴尬的“创作荒”,究竟还有多少真诚的作家在静心创作?还剩多少“莫言”能解电影剧本之惑?

  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一举拿下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登上国际舞台。张艺谋直言:“首先要感谢《红高粱》小说的作者——— 莫言。”

  20多年后的今天,莫言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张艺谋闻后激动不已,“电影和文学,实际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好小说、好文学作品是电影的基础。”

  在张艺谋拍《红高粱》那个年代,每年都有文学的“重磅炸弹”,一部部出色的小说被改编搬上银幕,还没拍完,新的惊喜又来了。“文学繁荣,好剧本就接踵而至,好电影就层出不穷。”张艺谋说。

  遗憾的是,当前的电影文学已不再具备当年的影响力。“这个时代,像《红高粱》这类的作品太少了。”张艺谋说,他偏爱有力量的作品。“可好剧本青黄不接,让我不得不接受优秀小说凋敝的事实。”

  张艺谋一直认为,电影产业要发展,文学是母体。“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没有好的文学基础和文学群落,没有层出不穷的优秀文学作品,电影想繁荣,门儿都没有。”

  回归,中国电影未来的主题

  “中国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回归到踏踏实实的人才培养和技术革新,‘票房至上’的短视,会扼杀电影的文化内涵!”

  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铁道部‘天价宣传片’”事件和“与张伟平分道扬镳”的新闻,让张艺谋陷入空前的舆论漩涡。直到现在,他还在反思:“浮躁?”“裹挟?”“委屈?“无奈?”……

  “无论如何,我现在最需要两个字——— 回归!”张艺谋说,对于宣传片250万元的酬劳,虽然并不违法,但他已经想好,要么归还有关部门,要么捐赠给电影院校作为教学基金。

  对于下一阶段的工作,张艺谋的目标也很简单:“和年轻一代导演拼票房,那不现实;对新签约公司的选择,不想成为他们的‘摇钱树’;我希望回归,有一个和谐的创作环境,尽量不受太多制约、干扰和裹挟,提炼自己所有的能量,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地拍几部自己喜欢的题材。”

  采访中,欣闻自己荣获孟买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后,张艺谋说,他真正的梦想,还是一如既往地回归现实。“找个好剧本,有个好团队,拍一部真正的佳作,过瘾!”(经观)

(责编: Lor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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