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超是典型的戏疯子。上了台,他就能旁若无人,肆意狂放。演员之于他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他的梦想、野心和寄托。
本刊记者/万佳欢(发自上海)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他完全不像我在《中国合伙人》里演的孟晓骏,” 演员邓超对着《中国新闻周刊》形容角色原型、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徐小平。聊到开心处,邓超会挑挑眉毛,“他(徐小平)跟你说什么都哈哈哈一笑,说话还时不时带点‘小鸡贼’,时不时小眼珠还会‘噔’地动一下。” 说到这里,他腰板一挺,眼珠也“噔”地一动。
对于邓超来说,似乎满世界都是表演课堂和舞台。可当他真正走到舞台中心或镜头前,你才能见识到演员邓超的“不疯魔、不成活”,就像他在《我是歌手》台上那一场反客为主的撒欢。“一开机跟打了鸡血一样,”他的合作者佟大为[微博]开玩笑说,“得吃镇定药”。导演陈可辛评价他的表演是“百老汇式的”,还从他身上看到了影帝梁家辉的影子。编剧俞白眉[微博]则常说,邓超一上台,最好把他“关起来”,或者给他胸前挂个牌,上面写上四个字:“此人危险”。
邓超倒觉得这样的狂热是演员的基本素质。从大学毕业时算起,邓超已经在话剧圈、影视圈摸爬十年有余,现在又张罗着自己做剧场、导电影。“我都没有搞清楚我这十年究竟把精力放在哪了,”他说,“但我是一个表演者,就算会唱歌也是为表演服务,不值得炫耀。我的重心还得归为演。”
“表演的时候我当仁不让”
《中国合伙人》里,成东青和王阳在机场送孟晓骏出国。孟晓骏坚定地挥挥手往前走,两个好朋友在他身后哭得一塌糊涂。这场戏拍完后,导演陈可辛觉得很好,但邓超又一次拉住他,“导演,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再送我一条。”
理性的孟晓骏到底要不要哭?邓超一直在琢磨。他尝试对两个朋友做了个笑的手势,一扭头,自己悄悄地哭开了。最终,陈可辛采纳了这个版本。
邓超喜欢向导演提供更多的表演方式。如果表演是演员在弹一首钢琴曲,他只想尽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弹——除了规规矩矩地坐着弹,也试试站着弹、单手弹。在一场孟晓骏站在岸上跟水池里的成东青说上市计划的戏里,邓超决定再增加一个方式,让孟晓骏说完后不管不顾地跳下水——孟骨子里是个美国人,事情说完了,工作时间结束,立马可以开始玩。他穿着衣服就要往下跳,弄得所有工作人员都惊慌失措,道具师冲过来让他把表摘下来,服装师大喊“湿了明天怎么办?”想收领带和鞋。陈可辛拦住他们:“不要管不要管,让他跳!”
邓超刚入行演戏时并不这样。一是不好意思,二是不敢,也不知道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导演究竟对不对。做久了,他慢慢发现,一直看别人的样子、听别人的话会错过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自己觉得自己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个演员所有的经历、精神、才华,所有对剧本的认知、认可和感动,对人物的寄望,也许就在镜头前这一秒。不做,就永远过去了。”
对于邓超演戏时的投入度,很多人都早有领教。在参加《中国合伙人》宣传活动头一天,邓超刚拍完曹保平导演、改编自小说《太阳黑子》的新片《不法之徒》。影片里有一个对邓超出演的角色执行死刑的长达五分钟的长镜头,要给他注射生理盐水。有那么零点零几秒的时间,他觉得也许打进了空气,胳膊狠狠地涨起来。他出现幻觉,浑身抽搐,潜意识里还告诉自己:小丰要死了,邓超你别死啊。演完后,副导演以为他真死了,抱着他失声痛哭。
在《中国合伙人》正式开拍之前,陈可辛甚至一度认为生活中的邓超跟孟晓骏十分相似,因为看过剧本后,邓超就已经开始入戏,说话做事故意带着孟晓骏式的强势,跟导演开会交流时也会像美国人一样加大手势幅度。直到陈可辛无意中看到话剧《翠花,上酸菜》中邓超夸张的喜剧表演,才吃惊地问邓超:这是你演的吗?太不可想象了。
等到影片杀青,陈可辛对邓超“再送我一条”的创作贪心和狂热显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你ok了,他竟然还要再演五次才满意。这个参与过数十部影片创作的导演甚至一直感慨,邓超是金城武之后他觉得“最难搞”的演员。
“生活中我不是个难搞的人,但演戏就是演戏,表演的时候我当仁不让,我相信很多东西是争取来的,在这一刻我一定要做到足够好,” 邓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没有任何杂念,也无所谓。”
“看到不公,我太想表达”
邓超可以“无所谓”,也一直有“满满的自信”,但在中国,这样的性格很多时候并不讨人喜欢。他自认跟孟晓骏有一点相似之处:经常得罪人。小时候,妈妈经常教育他:“你要夹着尾巴做人。”他反问:“我为什么要夹着尾巴做人?我又没有尾巴。”
邓超很小就喜欢琢磨一些无解的问题——这或许是他后来喜欢读作家史铁生作品的原因。他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倒在草地上看着天,天很蓝草很绿,他想:死了周围会不会全变黑?会飘起来吗?人会去哪儿?他对文革十分好奇,买了很多关于那个年代的资料和书籍。
长大一点后,他开始对自己幼时“长大要当科学家”的愿望产生疑问:科学家是什么我都不了解,为什么要做科学家?自己当班干部、三好学生、考试好是为了让爸妈高兴、有面子吗?他曾抱怨童年苍白而被动,说中国教育里“人们在孝这个问题上有过大的背负感”,这是“有问题的”。
后来,邓超成为老师眼里的“不良少年”。他看不惯打学生的老师,怀着一颗蝙蝠侠式的决心“对恶势力以暴制暴”。他帮兄弟出气参与校园群殴,保卫科科长欺负女同学,他拿着菜刀满校园追砍,老师在旁边大喊“邓超疯了”,同学们叫他“混世魔王”。再后来,邓超干脆离家出走,去东莞的舞厅跳舞,混社会。
就像游戏“打地鼠”一样,很多人的叛逆心一冒头,就会被一只锤子“砰”地敲下去。邓超也被敲了一把,父母从东莞把他带回家,后来他还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但他认为自己心里的叛逆“小老鼠”并没有被完全“敲死”,偶尔还能在自己的职业中发泄和表达,他说自己“很幸运”。所以,舞台上的邓超绝不是那种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演员,他张扬甚至张狂。早在话剧《翠花,上酸菜》里,他就梳着两条辫子、穿着开衩长裙,摸着门大跳艳舞。
几年前,邓超我行我素地成为从中国国家话剧院[微博]辞职的第一个演员。他说自己喜欢孟晓骏一角的最大原因是,这个人真实、“不装”。实际上,在《中国合伙人》的三个主角里,他估计自己最像佟大为饰演的“愤青”王阳,“但王阳还不够愤青。我要演的话,可能会更愤青,”邓超说。
“我可能会把很多不满、不公、情怀上的东西放到戏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看到很多不公正的东西,就太想表达。演员这个职业就像个道德的判官一样在看着你。”
表演者的大梦想
2012年,邓超宣布担任贺岁舞台剧《恶棍天使》的出品人,并与编剧俞白眉合作成立“超剧场”。到现在为止,虽然剧场还一直在等待手续、尚未落成,但他们已经签了五六个演员,剧目也出了五个。
“超剧场”是邓超一直以来的梦想。作为一个中央戏剧学院的毕业生,他的情怀更多地寄托在话剧舞台上。这个狂热的舞台爱好者渴求表演瞬间获得的观众反馈,他甚至形容,每次站在侧幕等待上台时,自己都会感到“肾上腺素‘噌’地汹涌而至”,就像赛跑前马在兴奋地刨蹄子。
邓超参与的第一个公演的话剧是2000年张广天[微博]导演的《切·格瓦拉》。即便当时还在读大学的他只充当格瓦拉的画外音,根本没能在舞台上露面,可每每在后台大喊那句著名的台词“起航!”他还是十分兴奋。谢幕时,他跑到台上去当群众演员挥旗子,幸福感十足。
2001年冬天,他主演了自己至今为止最有名的一出话剧《翠花,上酸菜》。它只是邓超大三时的一个学生作业,几个学生拿着老师拉来的三万块赞助做了个戏,布景都是纸糊的,邓超一人分饰男女两角。没想到这个无意之作和邓超的表演方式不仅火了,还搅动了整个话剧产业——国内从此开始有了“贺岁话剧”概念,“翠花”“麻花”“韭菜花”等五六个搞笑系列一一出现。
2002年,邓超与北京人艺合作话剧《足球俱乐部》,信心满满地想在毕业后留在人艺。可排练快结束时,领导找他谈话,“你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但是风格不适合人艺。”他大受打击。
后来的十年时间里,邓超连续出演《少年天子》《幸福像花儿一样》和《集结号》《李米的猜想》《画壁》等影视作品,算得上顺风顺水,但他仍然希望做回戏剧本行。
在纽约拍完《中国合伙人》,他特地去百老汇多呆了两天,取经学习。“他回来后跟我们说起在那边看戏的经过,表情口气都特别享受,”佟大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看来,邓超有激情、有执著,颇有一种想做什么都能做成的感觉。
邓超想象中的“超剧场”将是一个“真正爱观众的剧场”。它一定不会是几间贴着白瓷砖的普通黑匣子,而是装饰得像一个Party或主题公园,充满朝气,装饰品要一直摆满周围的地铁口,吸引观众每晚进剧场去“做一个梦”。剧场里要经常做些聊戏的沙龙,还能把场地免费提供给爱戏剧的大学生排练。以后如果能在各地多开几间剧场,说不定就是中国的百老汇。说到这里,邓超眉飞色舞,形容自己“兴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超剧场”目前将以做喜剧为主。这是邓超一直以来的偏爱,但自从《翠花》以后,他一直没能碰到一个合适的喜剧角色。为此,他甚至决定干脆与俞白眉一起导演一个自己喜欢的喜剧电影——目的不是为了成为能掌控大局的“邓导”,还是为了过一把演员的瘾:“其中的主角就是人群中的你我他。我太想展现出大家对世界的态度、对生活的无奈和打不死的小强精神。”
至于“超剧场”里的剧目选择,邓超的标准是“言之有物”和“接地气”,“有的人觉得接地气三个字很俗,但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我之后也会做严肃的、先锋的(话剧),但第一要做观众爱看的。”
然而,做演员可以单纯靠自己对表演的“热爱”和“疯魔”,做剧场和导演则远远不够——位于东单公园旁边的剧场本来一年前就已经准备同政府部门签约,但因为很多情况,手续竟然一直拖延至今。要完成大梦想,还会遇到很多自己完全不擅长、也不感兴趣的“油盐酱醋”杂事,邓超明白前路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