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青松对话贾樟柯：“天注定”是《小武》
贾樟柯导演 凌代军摄影
贾樟柯导演 凌代军摄影
程青松：首先祝贺《天注定》获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你从处女作《小武》开始，到后来的《世界》《任逍遥》《二十四城记》《三峡好人》等，都是以一种有别于其他电影的态度和方式，在构建中国时代变化下的个人现实。今天看来，这些“人”的文本具有了不可低估的文献性和普遍性。一路走下来，中国社会十余年的变迁，都能在你的电影里找到对应的公共经验，这太有力量了。当初是什么让你选择了以《小武》这样一个故事来开启自己的电影之路呢？
贾樟柯：其实，在《小武》之前，已经有一个成熟的项目，就是一个短片，叫《夜色温柔》。
程青松：怎么变成了先拍《小武》呢？是因为那年你回到家乡吗？你多次提到，回到家乡后，家乡和家乡人的变化给你带来巨大震动。
贾樟柯：我觉得可能要从之前我自身的情况说起。因为我23 岁才上电影学院，一般大学生应该是18 岁，我的年纪算是非常大了。到电影学院之前，实际上我有一部分社会经验和社会经历，具体也没做什么事，是非常困顿的几年。所谓向前走就是要上学，前不了，退也退不回去，退就是跟其他同学一样在当地找一份工作生活下去。
程青松：这种状态在你后来的《站台》里能看到。
贾樟柯：因为自己一直喜欢电影，还是希望能从事这个工作。20 世纪90 年代那个时候，如果不上电影学院，看起来从事这个工作的机会非常渺茫。这样的话，就是所谓坚持，当然也是被逼的，因为不坚持我也不知道应该干吗。所以一直到上电影学院，就是这么混了几年。实际上一上学之后紧迫感非常强。因为我觉得我已经23 岁了，我有的同学都大学毕业，都结婚了。我的迫切并不是生活的迫切，而是创作的迫切。
程青松：那在创作上你是怎么起步的？
贾樟柯：我觉得有很多相对成熟的故事和电影可以写出来，可以去拍。我那个时候能做的就是写剧本，我写的第一个长篇剧本就是《站台》，就是在学校三楼还是四楼的自习室，每天晚上写一点儿写出来的，这是剧本层面。因为我自身是学文学的，以前也写过小说，写剧本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比较没有障碍的工作，但我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当导演。
程青松：导演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要有经验，要有对电影工业的认识和了解。刚开始一定很难吧？
贾樟柯：是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拍短片，我自己拍了三部短片。第一部是《有一天在北京》，是一个纪录片。有一个机会得到一台摄影机，就跑到天安门去匆忙拍，虽然非常草率和匆忙，但那是我进入剪辑工作的一个开始。因为那个素材是瞎拍的，怎么组织成一部电影，剪素材给了我很多发现，我觉得电影很多时候不是纸上谈兵的，必须去拍才知道。比如说剪辑的可能性，怎么通过剪辑重新建构一部电影，这些都是这个短片一下子让我了解到的事情。第二部就是《小山回家》，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剧情片，有50 多分钟。我经历了从筹备、写剧本一直到所谓发行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我们当时还拿着片子去很多大学放过，找到这个片子的观众，跟这个片子的观众进行交流。在这期间，培养了我某种演讲能力，这个很重要。
程青松：第一次放映《小小回家》的时候我也在，很诚恳的一部作品，叙事很先锋，令人印象深刻。
贾樟柯：第三部是一个无剧本执导的《嘟嘟》，那个片子大概有十几个同学一起，我做导演，没有剧本，一边拍一边想象。那个是因为想感受和体会一下，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怎样完成一个叙事性作品，我觉得那个对我能力的培养也比较大。这三部短片让我学习到很多，我一直没有把这三部短片当作我的作品，因为是学生时代的作业。虽然《小山回家》是很多人会提到的一部电影，也有很多人认为这部电影是我的处女作，但其实它不是。对于我来说，它始终是一个学生作业。到快毕业的时候，也就是1996 年、1997年的时候，我还是非常想拍长片。
程青松：处女作多数情况下是导演自身经验的沉淀，蕴含他多年的能量，你前面说，《站台》的剧本早先已经完成了，为什么没有先拍《站台》？
贾樟柯：我是一直想拍《站台》的。但《站台》有10 年的时间跨度，里面有很多群众场面，我知道它是一个动用资金比较多的电影，所以也没期望马上可以拍。那个时候我就想拍胶片了，因为之前都是录像作品，到1996 年的时候我想筹备一个短片，用胶片拍，叫《夜色温柔》。这个故事到现在我都很喜欢，是讲一对男女，他们相爱很久，从来没有同处一室，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过去的那种爱情状况。有一天，这个男孩的同事出差了，有一套空房间，两个人就一起去过夜，就是两个人物，一个初夜的故事，通过性来探讨人和人的记忆、信任，还有过往这些话题。我觉得剧本还不错。
程青松：这个短片当时已经有投资了吗？
贾樟柯：有了，因为《小山回家》在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中获了奖，所以香港有两个刚留学回来的年轻人，他们成立了一个小公司，叫“胡同制作”，其中这个合伙人也包括我现在一直合作的摄影师余力为，有一点儿投资。
程青松：总共有多少钱？
贾樟柯：当时有30 万人民币，想1997 年春天拍，我把演员选好后，就回家过年了。那一年回家过年对我震动比较大，因为那一年我已经26 岁了，我的同学都已经变成了生活秩序中的人，我自己还在秩序之外，还是一个学生。我的同学很多都有小孩了，他们都已经进入到真正的生活里面，回去之后就听了很多事情和故事，我同学已经有夫妻的问题、爱情的问题，有家庭的问题，有跟父母的问题，有朋友之间的问题。尤其是夫妻感情的问题，这是在我的生活当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县城空间环境变化也很剧烈，我出生时就有的一条街道是县城的主街道，要拆掉了，那个街道从明朝晚期一直到现在没有变过，当时我非常失落，因为我太喜欢我的家乡了。我觉得我在我的家乡街头流落了好几年，从中学毕业到学电影。可以说每一个角落都是我的一个存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老县城旁边开了一个新的市场，那个市场以前是卖衣服和杂货的，我回去发现全部变成了歌厅，就是很蓬勃的色情业。为什么会有色情业呢？因为背后开始有私营经济，包括私人煤矿。整个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经济运行模式里面，大量的情感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个春节让我产生了一种即兴的、突发的想拍一个电影的念头。我就开始在心里面悄悄地换计划，把《夜色温柔》的短片计划换掉。然后我就开始写剧本。写剧本的时候我开始就是想写一个手艺人，因为我跟手艺人特别熟，也就是我在街上混的那几年，我的朋友都是手艺人。
程青松：就是小偷？
贾樟柯：不单是小偷，比如我朋友里面有裁缝，有修手机的，有刻图章的，有修表的，甚至有在电影院扫地的。大家都是每天在一起混，我就特别想拍一个这样的手艺人。正准备落笔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是看守所的看守，他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一个小学同学在里面住着，就是犯人，他是我们那儿很出名的小偷。然后我就问他平常在号子里面，能不能说话？能不能接触？他说没问题，一样，有人权，在里面聊天、喝茶都行。我说他跟你们聊什么？他说这小子是个哲学家，老问我人为什么活着？他是按笑话来说的，我听得特别认真，听了特别感动。我觉得，人不管有什么样的罪名，只要人的这种终极的疑问还在，他就是很有尊严的。
程青松：从创作来讲，以一个小偷为主角是非常冒险的，但是《小武》却让观众产生了认同感，应该是与你的态度有关吧。
贾樟柯：我想是的。我要拍的是一个变化的中国，从回到家乡那一刻开始，我意识到我工作的背景就是一个变化的中国。说实话，在我过去的电影的储备里面，除了《站台》之外，基本上都以历史故事为主。因为我对历史非常着迷，《站台》跟我个人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它也是一段我实在无法割舍的历史，就是20 世纪80 年代。而且我觉得我在那个年代长大，那个年代给了我很大的希望，也给了我很大的创痛，它让我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