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柏林电影节国际新电影论坛从创办至今一直坚守的选片标准是什么？

　　克里斯朵夫：论坛的选片标准很纯粹，只看影片质量，在内容上更注重人文价值，很符合知识分子的口味。从论坛的老主席乌希开始，我们的传统就是更重视电影的可交流性和研究价值，所以我们特别关注电影的纪实性、政治性、实验性。可能这些电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剧情片或纪录片，我们希望打破这个固有模式，创造一种开放、实验的氛围。哪怕在 观众那里是有争议的，我倒认为是好事，观众不再是被动的了，导演和观众之间有了互动。我们一直在世界各个角落努力寻找新的电影，完全没有概念性的东西，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每次找到都非常激动。论坛一直坚持纯粹的艺术标准，不妥协，这是我们的原则。

　　记者：在您眼里，目前的中国电影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克里斯朵夫：我很遗憾在今年的竞赛单元没有中国电影，王全安的《惊蛰》和朱文的《云之南》曾经很有可能，但最终落选。论坛近年来对中国电影新作品一直非常重视，我们尤其关注中国的独立电影，像较早在论坛出现的贾樟柯、吴文光的作品。2002年有13部中国电影入选，大多是独立电影，去年有3部，今年有2部。中国电影近年来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更加个性，更加不拘一格。DV在电影创作中的使用，使作品风格更加自由，主题更加广泛。我们认为中国的独立电影有很高的价值，这些电影中，没有哪一部和其他电影是类似的，完全没有重复自己的危险。

　　记者：在德国，为什么媒体和部分观众对中国导演的个人状况的关注超过对其作品本身的关注？

　　克里斯朵夫：这是在全世界的媒体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尽管这很令人悲哀。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化背景的群体基于对另一种文化背景的群体的不了解造成的，是固有的，希望可以慢慢改变。

　　记者：作为鹿特丹和戛纳电影节的竞争对手，国际新电影论坛是否有压力？

　　克里斯朵夫：只要对电影制作、电影人、电影作品真正感兴趣，所有的电影节都可以相处融洽。当然，国际新电影论坛同戛纳电影节相比，更少一些商业性，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取向。至于鹿特丹电影节，我们的确是竞争对手，但我想有足够多好看的电影供给两个电影节。当然，我们会坚持来论坛的电影是欧洲首次公映。

　　记者：国际新电影论坛对您个人电影观念的形成有怎样的影响？

　　克里斯朵夫：国际新电影论坛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没有论坛，我会忽视纯粹的电影美学和制作方法。我希望论坛能够帮助今天年轻的观众懂得，除了你们在商业发行中能够看到的那些电影之外，还有更多类型的电影，你们可以到电影院去看。

　　记者：作为国际新电影论坛主席，你的工作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克里斯朵夫：看到来论坛的电影制作人都很愉快，就像今天的南非电影人，是电影节组织者最幸福的事。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吸引德国媒体对论坛单元的注意，现在的媒体越来越懒，我认为没有很多的媒体对我们单元的电影感兴趣。撰稿／英未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