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一个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无比重要的音乐家，一个曾经影响了几代年轻人的歌者。在过去的若干年中，由于种种原因，罗大佑一直未能到内地来举办记者会和演唱会。进入2000年之后，罗大佑终于可以来内地举办他的“恋曲2000世纪罗大佑中国巡回演唱会”。

　　而在经过无数推测、猜疑和重重盼望等待之后，罗大佑终于将在首都体育馆与广大北京歌迷相约。作为整个“罗大佑艺术生涯20周年系列活动”的压轴大戏，“罗大佑·围炉音

乐晚会——相约海峡两岸音乐人演唱会”将于2002年12月31日晚在首都体育馆隆重举行。在罗大佑北京演唱会的新闻发布会之后，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搬上“神坛”是一种误读

　　记者：许多人了解罗大佑是通过那些让人感动的歌曲，可是现在却发现罗大佑好像在做秀，已经走下了神坛。

　　罗大佑：我不是在做秀，我的音乐如果没有经过媒体的宣传，你们也不会知道我。当年我的歌词改了多少才能发表，只有我最清楚。罗大佑也是个人，不是神，他不再是20年前那个戴墨镜、穿黑衣的年轻人，你们听罗大佑的歌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那个罗大佑是写歌的罗大佑，而现在你们看到的罗大佑是要吃喝拉撒的48岁的老男人。我觉得把罗大佑搬上“神坛”本身就是一种误读，至于什么“走下神坛”就更是一种谬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会达到神那样的高度。

　　记者：那这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罗大佑，比从前我们心目中的罗大佑要真实得多？

　　罗大佑：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现在已经习惯了跟媒体和他人沟通，这是我个人方面的成长。我一直活在矛盾之中，讲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会比较好。

　　记者：您能评价一下现在的自己吗？

　　罗大佑：我不能评价自己。如果一定要评价，我觉得自己在音乐这条路上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全世界没有人会因为不听一首歌而死掉，没有音乐我们的生命可能会没有那么美好，但绝不会死掉。我这样说只想说明这个行业的价值就是这样的，没有音乐你不会死去，但音乐会让你活得更好。所以他是需要那种100%的投入，需要很专业，要经历很多的挣扎，可能会没有钱，但这没有关系，你惟一不能磨灭的是你要去做的决心。

　　记者：罗大佑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罗大佑：我只能说我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经历过沧桑的作曲家，如果你们觉得他的经验有价值的话，他愿意与大家一起分享。另外我觉得歌坛肯定还会再出现一个罗大佑。我在这条路上走了20年，这个人应该不会3年就能出来。我想我存在的意义就是，借助自己的力量让这个人尽快出来。

　　被时间拉着走

　　记者：创作音乐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罗大佑：光《童年》的歌词我就写了五年，我这样讲，因为歌本身它虽然有感染力，可一直以为创作这种东西它是无中生有的一个行业，它从没有到有，我们讲有是指这个东西能流传下来它才是有，因为歌它本身是有生命的。可能这首歌你听了以后你会觉得是你的感情，你人生的一部分经验，而不是罗大佑的。我想这种距离是必要的。以实际来讲我相信我是内向的，我常常在床上是睡不着觉的，无缘无故睡不着。

　　记者：过去您作品中的人文性和情感都影响了听者，在现在这个新的时代，您创作的着眼点放在哪里？

　　罗大佑：我觉得现在我们都活在资讯社会，现在谁最大限度地掌握资讯，谁就是赢家，而不是你发明或者创作了什么。你有很充裕的时间吗？没有。时间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被时间拉着走，在这种时候人是无力的，所以每个人都活在一种巨大的无奈里。我也是一样有这种切实的体会，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我必须要有与别人一样的情感，要在这种无奈里创作出东西来。

　　记者：为什么您将要推出的新专辑《罗大佑Ⅱ》中会有电子音乐的成分？是面对时代的妥协吗？我们以后不会在您的歌里听到R&B吧？

　　罗大佑：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妥协，我会妥协但我不会背叛。我要去思考怎么样和现在的年轻人保持同步。他们是依靠电脑长大的，这是一种他们的语言，我不能完全去砍掉和否认他们的语言。他们不一定会100%喜欢那些电声的东西，我一直在找这个平衡点，一直在挣扎，我希望这个挣扎能替旁边的朋友带来一些新的感觉和人存在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譬如说呼吸，譬如去生活、去恋爱，或者让生命活得更真实一点的这样的东西。现在我身边的人都在用电脑做音乐，我如果不用，怎么跟他们合作？我会借助电子音乐，但我决不会去唱R&B。

　　记者：您的上一张专辑是1994年的《恋曲2000》，为什么时隔8年才会出新专辑？

　　罗大佑：我不太喜欢去为了出唱片而出唱片，我总觉得如果要出一张专辑、写一首歌，还是要回到最初的那种状态，就是你为什么写歌？为什么出唱片？这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我自己生活上的一些转变，要写一些歌、要出一张唱片的那种情绪又到了，所以就做。我希望音乐的初衷就是你要制造人的和谐，即使是一些叛逆的歌曲，它其实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些更真实更有情感的东西，所以我希望音乐有这样的力量。看起来讲话和骂人的时候又到了。

　　其实很怕开演唱会

　　记者：您喜欢演唱会这种跟别人交流的形式吗？

　　罗大佑：其实我一直很怕演唱会这种形式。我是台湾第一个在体育馆开演唱会的歌手。1982年在国父纪念馆，1983年3月31日在中华体育馆，1984年12月31日在中华体育馆。可是我后来很怕，我觉得开演唱会是人生最恐怖的一件事情。特别是演唱会开始前的那5分钟，那时大家都已坐定，你可以听到前后闹轰轰的声音，大家那时又对你充满了期待，要知道帮你准备了三个月甚至半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刻。而且演唱会不像做唱片，你可以说“对不起，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希望你下个星期再发”，唱片公司可以接受，可演唱会不行啊。大家的钱都已经掏出来了，那个做演唱会的公司都已经把钱存到了银行，你是不能让人退回来的呀。所以那5分钟会是最可怕的经验。我真的很怕，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我常常真的想躲掉。

　　记者：那5分钟您会做什么？

　　罗大佑：通常那5分钟我只有祈祷，命运交给上帝吧，还能怎么办。我以前戴墨镜是因为我不太能接受照相机，现在基本习惯了大家的镜头了。我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创作人，比较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表演者。不是个表演者，你就不会每天在家里面对镜子去打扮自己。所以这方面，我心理上的准备、实际行动的准备也没有，革命精神也没有，所以这方面我一直做不好，所以表演的事情我就比较担心点。

　　记者：1984年您的“最后一个与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演唱会就是在12月31日，这次在北京开“围炉音乐”演唱会也是安排在12月31日，这是巧合还是刻意的？您自己怎么看待北京这场演唱会？

　　罗大佑：这是巧合，但也许也是冥冥中的安排吧，我希望在北京有着天翻地覆变化的2002年的最后一天，能和大家一起度过。作为一个创作歌手，永远要与大家面对面的演唱会来检验自己。我唱歌写歌的2万7千日都用在了这一个晚上，我非常在乎，非常期待，我觉得这是对自己20年音乐生涯一个很大的总结。我觉得音乐除了可以使大家怀旧外，还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梦始终是没有变的，而且我们未来的梦可能会做得更好。《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已经写了有17年以上了吧？但如果你没有明天会更好的这种心情的话，你明天真的会过得比较差。文/王磊[原载于《北京电视周刊》/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