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4年大年初一，我来到冯小宁家，《大空战》暂停两天，他的儿子正帮助他制造飞机模型。 冯小宁
《北洋水师》后，我很想采访它的导演冯小宁。因为我奇怪：在别人得七八个人才能干好的事情，他冯小宁怎么一个人就能全部包揽？我和他相约一见，他爽快答应。
找到他家那六层楼时，我才知道，前不久我采访的老演员于兰和谢芳和他同在一幢楼。与影视圈大多数人的家庭不同，他的房间没装修并且也尚未装修规划。婚变后，儿子不在身边，他的家就更像一个办公室和展览馆了。一盒盒胶片、一册册剧本以及各种各样的武器模型摆满两个房间。
当时，有一个来自西安自称是《女友》的男记者正请冯小宁签名，见我出现，马上请我为他和冯小宁拍合影照。据说，他有一个宏伟计划：要和100个影视名人合影，然后汇集成册。或许他的采访任务已经结束，他很快地告辞。
我问冯小宁：“那么忙？要排队采访吗？”他解释说他从来不主动与媒体联系，一直埋头傻干。“事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我在众多的兵器中选择一个角落坐下，冯小宁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我料到他肯定擅长、并不止一次如此讲演，我认真地听取我们相识后他的第一次演说。他个性很强，甚至有些狂妄和乖戾，他大胆地抨击着同行里的媚俗和庸俗，全然不怕我可能将其报道出来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怕，我这人敢作敢为。”他豪爽地向我表示，以让我放心、大胆地去报道他所有的谈话内容。
我看出这是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如果你的能力低于他的话。由于他动笔和动手的能力都很强，他看不起能力差又懒惰的人。因此，样样都想自己动手，万事不求人。他自己写剧本、摄影、美术、剪接、作词和统揽制片，当然，更不会丢掉他最钟情的导演。
第二次去他家是在1994年春节，大年初一的上午，他在家里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始工作了。遍地是木材和飞机模型，他拍摄中途的《大空战》暂休三天，他借机忙把道具的工序抢出来。“找人？嘿，狮子大开口。还是我自己来吧。”他的儿子戴着小眼镜也在帮忙打下手，爷俩全然没有过年的气氛。
料想平日里他无暇照顾儿子，过年总该和孩子一起玩玩乐乐。不料，他把事业看得比亲情更重。我真想伸把手，加速他飞机模型的制作进程但爱莫能助。他将一盘录像带塞进录像机：“你先看看《大空战》的母带。”我专心看着烽火连天的原始母带，天空中飞机成群地盘旋。他放下工作自豪地向我炫耀：“看看！满天的飞机都是我亲手做的！”我惊讶万分，暗自佩服他：难怪他说话敢那么狂！
春天的时候，他又从桂林移师到青岛去拍摄，我正值被那个令人厌倦的官司所困扰，许多媒体要采访我，而我当时又不宜多说。他正巧打来长途电话：“来散散心，我们在这里要拍一阵呢。”我愉快地答应翌日启程。“多住几天吧！”冯小宁真诚地说。
第一次在现场看他指挥，我吓了一跳。他气势汹汹地发号施令，永远是横眉冷对。私下里我见到的冯小宁彻底消失了。面对他的大喊大叫，我感到陌生和可怕。尽管他没有向我怒吼，但在客人面前打孩子，总不是一件让客人轻松和愉快的事情。应该说剧组我去多了，导演也见多了。但是，如此粗暴的导演还是让我大开眼界。我怔怔地望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担心他会突然暴发心脏病，因为他对我说过他心脏不好。但在现场我只能一言不发、冷眼旁观。
不过，我还是很尴尬，特别是被训斥的演职员和我关系很熟，或者刚刚我们还在一起说说笑笑，眨眼间他就被一通怒骂时，我感到无地自容，感到自己同样受到了侮辱。晚上，我劝告他能否对大家和蔼些，为了工作，也为了自己的身体。他笑了，经过一天冷脸，这笑容让我感到一种少有的亲切和温暖。他回答：“我对他们很好，你没看到吃饭的时候我们有说有笑的吗？但在现场只能这样，只有保持这种亢奋状态，工作效率才能提高。”
第二天，他依然如故。我坐立不安，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和在绿树掩映后的红房，我虽然很想好好住几天，但这样的气氛我片刻也忍受不了，决定返京。“怎么了？你不是说多呆几天吗？”冯小宁意外我突变行期，我随便编了一个借口。他挺遗憾的，说：“太忙，没好好照顾你。”我再次叮嘱他：“注意身体，你心脏本来就不好。”
当他从青岛返京并且后期制作完成之际，我们又一次见面。我再次提及他应该尊重演职员的问题，他照例不以为然，称都是自己哥儿们，彼此不会介意。我明白我再说就是废话，于是再不涉及这个话题。
一直苦于小打小闹的冯小宁，在1996年总算得到一笔巨款，上海人为他实现了大制作的梦想。他要去西藏拍摄一部大场面的电影——《红河谷》，为了先声夺人，还为了应召适合的女演员，他先后对许多媒体“透露”了这个“独家新闻”。当时，宁静定不下来，女二号也无着落，急得他团团转。我问他选演员进展如何时，他沮丧地说停滞不前。突然他提议让我赶快打开电脑翻查适龄女演员的档案，我提供一连串名单和背景资料，他均不满意。嘴里叨唠一句：“好的真少！”
7月，我应邀前往西藏采访他的《红河谷》剧组。在拉萨河畔见到他时，他已一副老藏民的模样，强烈的紫外线把他那本来就不白的脸照射得又黑又紫，只有眼睛的玻璃体和牙是白的。男主角邵兵偏巧从马上摔伤，一瘸一拐地艰难行走，同样也是黑紫的脸，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和代价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是上影厂投资，这次他的权限“只负责导演”而不是再兼任制片了。不料，就因为在权限的问题上，他与上海制片主任张先生在西藏的日子里暗中一直处在冷战状态。上海方面按照自己的方案请来上海各主要媒体的记者，而冯小宁则根据自己惯例请来北京、广州和杭州等地的记者。我与《北京晚报》、《大众电影》、《南方周末》和《大众电视》的几位记者一到拉萨，就无辜地被捆绑在他们之间的战车上了。
上海方面对待我们非常冷漠，甚至带有一丝敌意，这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摄制组都不可能遭遇到的。很快，我们就发现：不仅是冯小宁与张主任同床异梦，摄制组内部也是泾渭分明。北京人与上海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在遥远的异地他乡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
我们无意介入他们之间的冲突，但上海人并非因此而对我们信任和友善。背后互相嘲笑和攻讦，几乎成了他们在劳累一天后最好的娱乐形式。遗憾的是，巍巍的喜马拉雅山和滔滔的雅鲁藏布江都不能净化他们的心灵……
尽管我们这些初次进藏的记者在拉萨、江孜、日喀则和泽当都过得很愉快，但剧组领导层的貌合神离和群众间的剑拔弩张气氛依然给我们的西藏之行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一年后，我在上海通过当地记者朋友的介绍，与张主任进行了一次坦率、友好的电话长谈。张主任与我的记者朋友是朋友，因此立即消除了可能的防范和曾经的误解。我们发现本来我们也能成为好朋友，能够愉快地合作。而更大的收获则是，我们(其他几位同行记者)将不再为我们在西藏受到冷遇和由此遗留下来的后遗症一无所知。
回到北京，我即刻向其他几位记者通告了我的上海之行。
从此，我们疏远了冯小宁。而此刻他正被花团锦簇，并且受到了第五代导演们少有的优待——官员的青睐。我们没有去观看他的鸿篇巨制《红河谷》成品，尽管我们见证了它的孕育过程。
虽然我们有委屈，甚至也有愤怒，但我们还是保持了足够的克制，将不快的西藏之行深埋心底。因为我始终认为冯小宁首先是一个实实在在要搞事业的导演，他有许多弱点和缺陷，甚至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我们可以在感情上疏远他，可支持他所追求的事业将是我们不变的目标和原则。
中断了联系两年多，《黄河绝恋》在京试映时，他真诚地希望我能届时观看。我首先祝贺他又有了新的佳作，并且再次叮嘱他注意身体。然而，因为时间的缘故，很遗憾我没能前去。(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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