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夫

　　在北京德胜门附近一片拥挤的居民区内，有一座独特的小院。尚无褪色的灰瓦、院墙以及红、褐色紧闭的大门，在毗邻的违章建筑和破旧平房衬托下，宛如鹤立鸡群。其实院落并不宽敞、房屋也并不高大，但别有洞天。

　　宗教色彩弥漫在这微型“寺庙”的各个角落，香火缭绕、佛乐轻吟，一切陈设简捷、现代，佛教文化与绘画艺术在闹中取静的空间和谐地融为一体，主人慧禅、也是画家史国良在这里从事佛事和作画已经整整一年了。

　　身材魁梧、面容和善的慧禅，有着典型的罗汉特征。在摆满书籍的高耸书架与随处可见的宣纸与国画作品之间，慧禅重复着他每天单调却又丰富的生活。

　　今年45年周岁的慧禅家境不好，但从小喜欢绘画，最终走向这条道路也是非常坎坷和艰辛的。除了先天具有绘画的基因，而以后则是刻苦努力才成全了自己。同任何成功者一样，他在追求过程中也有不少催人泪下的故事和甚至难言的屈辱。

　　出家前的史国良一直信奉伏尔泰一段名言：一个人今生今世最大的发现莫过于发现了自己，发现自己是一块可造之材。他发现了自己，别无选择，只有勤奋努力，他一周作的画，可能就是别人画一年的总和，没有大量的积累，仅凭天赋是不够的。

　　终于，1989年，一部《刻经》荣获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据说这相当于电影界的奥斯卡奖。后来文化部还特此又颁发了荣誉嘉奖。从此迎来一生的重要转折。

　　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后。先供职解放军艺术学院五年，又调入北京画院。89年后，开始走向世界，到北美讲座和举办画展，得以从容地接触西方绘画艺术。在中西方绘画艺术的比较中，逐步摸索规律和寻找同异之处。海外多年，拓展了史国良的艺术视角和丰富了表现手法。

　　成为画僧似乎是命中注定，冥冥之中幼小的史国良就好像预感自己要成为一个僧人。从小就是平头且好合掌，家长说他长得像个和尚。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五年教学中，都没学好敬礼，但合掌却无师自通。而且喜欢宗教的晨钟暮鼓，向往那清寂的生活。以后接触西藏民风与文化，更加速了史国良倾向宗教的进程。

　　在温哥华生活的日子里，史国良感到内心难以排遣的孤寂，1995年，恰巧这时洛杉矶西来寺的长老来温哥华化缘与之相识。围绕史国良一周仔细端详后说：“你浑身上下都该是僧人。”这句话一下子拨动了潜藏在史国良内心深处的出家意识，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跟他走了。

　　但是，真正进入寺院后，慧禅发现自己不完全适应寺庙规矩和很难再有时间作画。这以前是没有料到的，如果让他放弃画笔，那生命支柱也就倾倒了。于是，慧禅只好做个“云水僧”即游僧。

　　历史上著名的画僧如石涛、八大山人和虚谷，也属于游僧。传统画僧大多以花草为主，远离尘世印证他们对于禅的体验和对于大自然的感悟。但时代变了，慧禅不能丢掉人物单纯去划山水花草，要在烟火与香火之间找到自己。

　　过去是从红尘外往佛门里面画，今后的方向是从佛门里往外画，以一个出家人的视角来画众生，按照现代人的审美需要去创作，不会依照古人的模式照搬。作品不止是充满禅意的朦胧和自娱，更多地是一种人文关怀和爱心。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慧禅作品的题材多取自北方农村。自从进入西藏后改变了表现空间。从第一幅以西藏宗教为题的巨作《添油灯的人们》始，到后来《空门》系列，包括达到顶峰《刻经》。有评论认为：慧禅继承黄胄画法成熟自己风格。画风以写实手法、反映时代生活为主，功底扎实、笔墨厚重，是中国人物画坛写实画派的重镇。

　　回到国内，作品拥有了更多的知音。采访接踵而来，甚至还有一些社交活动，至于“国家一级画家”、“中国美协会员”和“中央美院及首都师大美术系客座教授”等等这些光环缠绕，这一切对一个潜心创作的画家是否有影响，是否造成一种纷扰呢？

　　慧禅认为：因为我是画僧的再传人，有必要让世人了解当代画僧的真实面貌，这也是对佛门的一种贡献吧。我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幽静的小院里，多一半时间绘画、少一半时间做佛事。前辈石涛语“常以笔墨做佛事”，用绘画形式传播真、善、美。我内心崇拜他们，既是艺术家又是僧人。名利和物质丰富不表明精神上的富有，荣华富贵、名利地位都有过，现在更喜欢这样平平淡淡、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绘画。

　　画僧在中国美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而佛教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也是一支奇葩。慧禅所反映的当代问题，既有佛教界宏观的倾向，也有僧人绘画的微观问题。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艺术涅槃、留下绘画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