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大屠杀》拍摄期间，司马小佳一直辅佐着吴子牛。 吴子牛
认识吴子牛不是从他导演的影片，而是从编剧江浩写他自己和何群、侯咏及吴子牛的系列文章中对吴子牛产生敬意的。李强作为我们的桥梁，使吴子牛成为我结识较早的导演之一。
吴子牛是一个从平民起步走向著名导演高峰的。不是世家，也没有靠山，有的只是坚韧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他属于那种性格内向和远离媒介的孤独文人，他的事业一直不能一帆风顺，有社会的原因，也有自己的原因。
我去他家的时候，北三环外在当时还是一个很远的地理概念。他与妻子司马小佳及女儿司马阳子全都在家，我对客厅墙壁上展示的各国艺术品和书房里高大且满载的书柜印象颇深。我与吴子牛在客厅里谈话时候，司马小佳有时从里间突然插话，她音调高亢且语速很快，这与吴子牛的低沉和缓慢形成强烈反差。
我们第一次谈话时间不长，也不深、不广。事后，我有两个遗憾：一是当时没有提出借他那盘被枪毙的影片《鸽子树》录像带；二是没就仅卖几个拷贝的《晚钟》请他解释。因为，面对沉重的吴子牛，我没有勇气让他重温难堪的回忆。
应该说，他也同样是具有外资作后盾的中国少数几个导演之一。以他的才华，他不是不能拍摄一些商业片，但他文人的固执堵死了他通向那条路。当其他导演津津乐道地把目光投向妓女和黑社会老大时，他对于凝重和严肃的题材仍痴心不改。
由于种种原因，他也是作品(如《鸽子树》等)被枪毙最多的导演之一。然而，这并没有挫伤吴子牛艺术创作的激情。他是一个宁缺毋滥的低产导演，我认识他以来，也没发现他完成几部作品。《火狐》在后期剪辑时，我曾经在剪辑时看过两次。吴子牛对待工作是非常认真的，剪辑时同样一丝不苟，进展很慢。
1994年底，他筹备良久的《南京大屠杀》终于在南京开机。我当时出席了开机仪式并且在拍摄现场观看了一天，使我对吴子牛的工作状态有了更客观和立体的认识。
我在现场的空隙时间，只言片语地与吴子牛交谈。谈话不多，但至今清楚地记得吴子牛在谈他翻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时的精神震颤。他说当他看到一个日本鬼子居然能押送数百名不敢反抗的中国人的照片和读到日本侵略者在所谓“安全区”里向中国人扔撒糖果、中国人就陷入了混乱的哄抢的文字时，他的心和手在一齐剧烈地颤抖……
吴子牛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其实无缘与中国观众见面的影片《鸽子树》，就是对中越战争进行深刻反思的题材。然而，当时中越关系你死我活，《鸽子树》胎死腹里也就是情理之中了)。正因为是强烈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他才执著地呼唤我们民族的觉醒，他才想在南京建一座比耶路撒冷更有纪念意义的“哭墙”已示后人。
不过，南京和全国的有钱人对他的动议毫无兴趣，建立计划因苦于凑不足500万元而最终流产。吴子牛叹息道：“南京这个城市，有钱人一掷千金舍得送某位女演员一套豪华别墅，但他不肯出一分钱贡献给‘哭墙’一块砖。令人感动的是所筹集的几万元基本是来自小学生、工薪阶层和画家……”
鉴于顾及中日关系，吴子牛被迫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违心的“修改”。这实在是一次对创作者心灵的大屠杀，尽管对于讷讷不能成言的痛苦已经有了足够体验和适用，但面对已经走样的成品，曾经凝聚着心血和寄托着哀思的吴子牛依旧感触到新的伤痛。
他又沉默了相当一段时间。
后来，他开始拍摄《国歌》。《国歌》试映的时候，偏巧我在武夷山深处，无法及时返京。司马小佳劝我不必遗憾，很快北京各影院陆续上映。
在影视圈几乎人人开车的今日，我问她子牛现在敢不敢开车时，她称吴子牛依然不肯掌握驾驶技术，她只好充当司机：“他太固执，对于学车毫无自信，他断言如果他有朝一日开车，那结果不外乎两种，一是将他人撞伤或撞死，二是葬身于别人车底。你说他多绝对！”(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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