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天上掉下来一个“亚洲录音艺术与科学(广州)文化节”，而且是广州市政府联合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和中国录音师协会主办的，是动真格的政府行为，这是第一届，今后年年搞。
国内音乐产业似乎看到一点指望了，对此，软、硬件制造商们肯定也跃跃欲试。我不知道中国录音师协会有多少个会员，也不知道中国音乐院校的录音专业是什么水平，我只
知道在国内高水平的录音师比拉丹还难找。中国乐坛一向盛产毁人不倦的制作人和录音师。就不奢谈音乐观念和音乐素养了，光说技术ABC，这个行当里很多人还都在幼儿园里。
最近观摩了一个颁奖晚会，那显然是国内最公正最讲求音乐性的评奖了，并且还设了一个录音大奖。然而这台晚会的音响制作恰恰完全暴露了中国乐坛的低劣水平。音响功率不够这也罢了，但有的音箱忘了打开实在难以解释，最说明问题的是：该台晚会上只要是乐队上台的，调音就乱作一团。有个吉他手在台上像喊救命一样冲调音台张牙舞爪了五六次，但他的吉他声还是被活活闷死。一支流行电子乐队上台时，漂亮的女司仪只说了一句“下面请欣赏他们的精彩表演”，结果观众只好欣赏台上乐队忙乱的准备，个别不明事理的观众开始嘘——他们和可怜的司仪一样，都不知道乐队总得有几分钟调试时间、尤其是一支设备比较多的乐队！显然，调音师和司仪都见惯了从头到尾放伴奏带乃至假唱的晚会，真上来几支现场摇滚、电子乐队——这也算是该颁奖礼的一个突破——他们就全傻了。然而让调音的家伙(他有资格被称作“调音师”吗？)找到吉他轨，比没完没了地关起门来颁奖重要！一个假唱成风的乐坛一年居然有好几十个评奖实在是天下奇闻，建议有识者增设“最佳假唱奖”和“最佳伴奏带奖”。
前些天在银川机场和崔健说起这些笑话，他告诉我一个更绝的。老崔说有一次去某电视台，他质问调音师“你这是立体声还是单声道”，没想到如此小儿科的问题就问倒了对方，“我不知道啊！”崔健为此质疑：“我们要演出得有演出证，那么录音师、调音师是否也得有上岗证？”前阵子崔健在北京组织了盛大的“真唱运动”两周年音乐会，因为没有演出许可证惹了一点麻烦，然而真唱要证，假唱是否也得配个证呢？
崔健是这样评价不分立体声单声道的录音师的：“全他妈是电工！”记得王磊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内地的录音师都是电工。”
内地的音乐产业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分工系统，只知道把金钱和精力花在炒作和颁奖上，而内地比港台在录制水准上又差了一截，只知道学人家炒作而不是制作。不是说港台的制作水准有多高，但至少人家的录音师不是电工，他们有更多的技术专家。前几天Chanel［V］在上海金山海滩搞的音乐节音响工程就交给香港人来搞，据泵乐队的小刀回来介绍：“非常NB，全是香港的洋人，最棒的是调音。”贺兰山摇滚音乐节尽管内容很成问题，但黄燎原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保证了一流的音响、舞台、灯光制作水准。这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中国摇滚也一直在制作泥潭中恶性循环，前几年简直到了录一个死一个的地步。普涞厂牌由此树起“国际化大制作”大旗，然而在糟踏了舌头乐队的第二张专辑后这厂牌就无影无踪了，舌头这张专辑让我一直难过到现在。如果不出意外，年底会有几张录制水准良好的唱片出来，比如废墟乐队的首张专辑和左小祖咒的第四张专辑，多少为中国摇滚确立了一个新的录制标准，就算是劫后余生吧。但废墟是因为朋友关系才有条件在棚里泡了大半年，左小祖咒也是有资金撑腰。没钱也是要命的。但更可怕的是没脑，没耳朵。
最后让我再讲两个笑话吧。
两年前参加了广州某“摇滚厂牌”的开张仪式兼演出。这是一场没有吉他音箱把吉他手活活憋死的摇滚演出！主办者都不知道花点钱去租个音箱，却知道要给记者派发红包。
两年前昆明搞了一个轰轰烈烈长达一周的摇滚音乐节，然而没有宣传，观众少得可怜。最惊世骇俗的还是该音乐节的调音师，演出的时候他竟然在打牌！有一次听得忍无可忍，我多管闲事地跑过去找调音师，结果发现调音台空无一人，那哥们上厕所去了，而且似乎一直不愿从厕所归来。
这样的音乐会当然和厕所差不多。 张晓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