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的崔健几乎是不作宣传的，你可以认为是无意的忽视，也可以认为是自信的表示。但这世界变化真叫快，崔健也终于开始明白：摇滚的新长征，不但是播种机，更是宣传队
4月16日，崔健在西单图书大厦举办了他入行20年来的首个签售会，场面十分热烈。会后，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签售会不是吆喝，而是面对面交流
记者：签售会上来的大多是年轻人，而中年听众比较少，您怎么看？
崔健：我觉得参加这种活动的，肯定都是年轻人比较多。中年人他不一定来，但这个不能说明他不听我音乐。有这么多年轻人来，我挺感动的，也挺自豪的，我也知道我做音乐永远是给年轻人做的。当然，首先，是给自己做，其次是给年轻人做，我的音乐里有很多年轻化的东西。
记者：这是你的第一次签售会，有什么感受？
崔健：我这是履行合同。我们是委托京文来发行唱片，合同上有这样的要求，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而且我觉得签售挺有意思，可以跟听众接触。同时，我的专辑已经投放了两个星期了，再跟媒体见面，是一种交流，跟歌迷见面，是另一种交流，并不是像单纯的一种宣传。我觉得很愉快。没想到自己还很愿意做这个事情。
记者：您以前没有做过这样宣传方式，您觉得有必要吗？
崔健：我觉得以前可能不需要吧，最起码在第一张第二张专辑没有做这个，当时人们摇滚乐的一种饥渴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媒体；包括《红旗下的蛋》和《无能的力量》，当时我们也觉得，歌迷的忠实度本身也是一个媒体，所以我们就没有做。
我觉得所谓的宣传对忠实歌迷是没有意义的，宣传只是针对稍微外围一点的听众群体，通过炒作来扩大听众的这么一种努力。现在你要是不占领新闻的话语权，好像别人就会占有。这也是唱片公司对我们的一种要求，因为有太多的唱片公司做同样的一件事。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进入这种正规的操作形式。我原来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些歌迷对我们的支持是非常珍贵的。还有很多歌迷谢谢我们，说你做出了这么好的音乐。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说谢谢，我觉得唱歌的和听歌的双方算是个恋人关系，是恋人就不能总是单相思，得时不常见个面。
记者：你参加这种活动，面对媒体和歌迷，可能会更直接接触到一些大家的反馈。
崔健：对，大家这种评论我也应该去严肃地面对它。我想大部分都是善意的，绝大部分都是善意的，即使批评，也是因为关心吧。甚至有些人觉得恨铁不成钢，怎么崔健出这样一张专辑，他们期待的东西完全不是这样，所以他们会着急。说出一些过激的言论。这些我都可以接受。
记者：您怎么看宣传对唱片的功用？
崔健：我觉得一般的唱片宣传是一种告知，在上市之前。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像是一种解释，别人听过了，有些疑问，需要交流，我觉得第二期或者第三期的宣传广告意味要淡一些，比第一期宣传要有意思一点。所以我觉得像是一种交流，一种对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
天无绝艺之路，地无绝艺之门
记者：您认为听众提出的疑问主要是针对什么的？
崔健：我觉得有很多提出异议的人他们听了大量别的类型的音乐，再听到这么理性化的一张专辑，他们会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办，有些插不上嘴。因为我这张专辑它有运动感，也有稳定的扎实的感觉，像专辑封面上小孩站在那里一样。它稳定了以后，它也排斥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像我歌里写的：三角架有三条腿才稳定，少了任何一条都要不停的运动
记者：有不少听众说从小就听您的歌，但对这张新唱片却不太能接受，您怎么看？
崔健：我觉得是他们没有被感动，他就会产生很多的说法。所以说我不去反叛这点可能不太成立。我觉得我的音乐的反叛性一张比一张更厉害，绝不是一张比一张少。他没有受到感染，所以他会觉得我的反叛精神不如以前那些感染过他的一些专辑。这些评论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没有发现媒体说我不认真，没有媒体说我糊弄听众，我觉得这个就够了。有些听众自然会找到被感染的东西，有些听众怎么说也没用。
记者：您认为歌迷、唱片和创作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崔健：我个人觉得，我每张专辑像一个孩子。当然，没有人愿意说孩子有什么不好。但我也能理解当他们期待的东西太多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点失望。我觉得大部分歌迷会认真地去对待这张专辑，像认真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也没必要去说什么，很多人会说一个歌者和他的听众之间是家庭关系。所以怎么样吵也是家庭内部的问题，不是一个是非的东西。所以不听我的音乐的人他们也不会轻易进这个家门。我们也不会轻易进别人家门去说三道四。我觉得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关系。
记者：您觉得您现在的音乐是不是已经真正走到市场了？
崔健：以大家所公认的市场概念来看。我的音乐一直有一定的市场。而且你甭管他是盗版的还是怎么样，他有一定的传播渠道，这个渠道实际上就是一定的市场资源。
创作其实就是自己满足自己
记者：现在各种流行、时尚的东西都比较多，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创作？
崔健：我觉得创作一般不会受影响，我把音乐产品看成三个环节组成的，一个是创作，一个是制作，一个是销售。我觉得创作是最小的一个环节，这种东西不会受到限制，可以说天无绝艺之路，或者是地无绝艺之门，或者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你都可以解释成艺术家生存的空间是无限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个人创作是没有危机的。永远不用去考虑其他的外在因素。
记者：把唱片交给唱片公司去运作，会不会对创作者本身有要求或限制？
崔健：那是制作和销售。因为大部分的唱片公司，他们的制作权利很少。制作人听销售人的，什么东西更卖钱而已。或者怎么样更视觉化更好卖，所以他们会按照市场的要求去做这个东西。和艺术家的关系越来越远。他像一个服务行业。
记者：唱片公司会不会告诉你，现在这样的音乐很流行，然后对您施加压力？
崔健：对。这种东西我一般都不听，我也很感谢京文，他们试图给我们压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被他们说服，而且最后他们还能接受我们的意见。他们一贯是这样，最起码是对我，他从来没有说让我去投靠市场，做一些市场需要的音乐。我们的合作方式也不一样，我们的合作方式是委托发行的方式，我不是他们的签的歌手。我觉得这个环节我牢牢把握住了。创作和制作是在我们手上，这个制作如果在唱片公司手上，很容易去把创作变成一种投靠市场听众的一个产品。
记者：有许多评论都是针对您在新专辑中使用的方言，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意义。您觉得呢？
崔健：我觉得用方言最大的意义是对语音的解放。我觉得我用普通话唱歌的话，多少都会感到一种笨重，一种严肃的态度，我马上就会累了，腻了，所以我宁可在腻之前就把它改变一下。我觉得每一个地区的方言都有独特的气氛，可以丰富我的音乐表现力。
记者：那您如何看待口音的解放？
崔健：我觉得对口音作一个商业化的理解的话，肯定是个人的角度。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口音的使用完全是音乐的需要。任何一个口音都会有一种感觉，一种气氛，比如说唐山话有一种感觉就是稍微有一点矫情，但他这种矫情是软里透硬，不是那种贬义的矫情。刚好可以表现出自己的人格力量，同时又很有委屈的感觉，好象对方是很强势的一个群体。但他表现自己的力量时，又不愿意把自己放在危险的位置上，大概是这样的特点。山东话呢，有另外一个特点：粗犷。我还想用南方的口音唱，后来我一想，我还没学会这个，还没有感觉，以后有感觉也会试试做做。
实际上《网络处男》里边有一个女声的采样是选自昆曲的。所以是一种南北的呼应、对话。你要知道昆曲的话，就知道《网络处男》的对话里是标准的一个昆曲的采样。我觉得语言的艺术不可能离开口音和方言。它的生命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普通话还是很死板，比较严肃。只不过是有些东西是必须用普通话来说的。
记者：这些年来，您觉得最大的收获和遗憾是什么？
崔健：我觉得遗憾永远有，我所有的往下走的动力就是上一步有遗憾。如果没有遗憾，肯定就没有兴趣往下走了。
最大的收获是快乐吧。说多了有些自恋，就是只有自己做的东西能让自己彻底满足。后来发现这种东西是自己创作的一个回报，你为什么要创作，就是因为任何一个其他的艺术品都不能充分满足自己，你只能靠自己的东西去满足自己。所以说所有创造者都在吃苦，而复制者不用吃苦。所谓的创造者就是它从无到有，用复制品替代的话最多能满足百分之六十，剩下的空白是永远都满足不了的。所以我自己在搞创作的时候，多少都会有一点成就感。就是在自己感动自己的时候，特别相信你也能感动别人，感动那些跟你一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