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来说，新版《红楼梦》将遵照高鹗的续作，这样的处理我很赞同。有趣的是，虽然至今很少有人敢声称曹雪芹没有才华，但似乎人人都认为自己比高鹗要高明。高鹗的问题在于脸谱化和戏剧化，但其续作至少保留了原著的基本精神，鲁迅曾说：“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这是执中之言。当年王国维将小说视作是叔本华的第三种悲剧，所举例子便全是出自高鹗的续作。而87版《红楼梦》将结局改编成一个社会悲剧，让贾宝玉最后被关进风雪交加的狱神庙，穷愁潦倒，胡子拉碴，演绎的是四大家族为纲的政治阐释学，患的是泛政治化的强迫症，让人倒掉胃口。

　　虽说这结局也有一点脂砚斋批注的根据，但拿一个批注当原著内容，也是新红学的迷途。难道专家们就没想到这样的可能，原著没有完成，没准正是原作者对后半部分的构思，最后又不满意了呢？新版《红楼梦》采用高鹗续作，至少避免了大厦倾覆是来自直接的外部原因，而回到“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心惊和延缓。

　　弹：青年编剧安知悲剧精神

　　西谚有曰，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中国人，就有一千个《红楼梦》。也不知这是《红楼梦》的幸抑不幸？晚清的索隐派将它诠释成一部政治秘史，或是写贵族纳兰明珠家事，或是写清世祖与董小宛的情事，或是蔡元培所说的“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具有反清复明的意图，都是凭借了古代小说影射的传统，极尽猜谜的能事，直到近年刘心武先生在《百家讲坛()》讲秦可卿，也还是回到这条猜谜的路子上，在一个大众时代，迎合了大众的集体窥视癖。索隐派在当代的复活，不能不说是与大众的文化心理有关，如果说偷窥是出于欲望的压抑，那么宫闱秘事或仇清悼明的解读，便是公众政治欲望压抑的表现。晚清人如此，当代人也不例外。

　　这种解读自然会受到学院派的抨击，正宗的红学是考证。自从半个多世纪以前，胡适以实证的方法，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此后俞平伯、周汝昌等学者又将这考证方法发扬光大，形成当今学术主流的新红学，《红楼梦》从此便成了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作者写自己耳闻目见的繁华旧梦。知人论世，本来就是中国文学的批评传统，何况还冠上了科学研究的头衔。然而，《红楼梦》究竟是不是曹雪芹写的？脂砚斋又是谁？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还不能就成为千古定论。即使作者是曹雪芹，小说毕竟仍然是小说，余英时先生批评新红学未能分清现实与虚构的区别，将小说全当曹雪芹个人经历读，在索隐派、考证派和阶级斗争论的红学研究里，《红楼梦》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小说的地位，的确是一针见血之论。

　　迄今从文学上谈论《红楼梦》最为深刻的，依我看还是鲁迅、王国维和余英时三人。鲁迅称此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又说：“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王国维将《红楼梦》看成是一部存在的悲剧，这悲剧不是政治的、民族的，历史的，而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悲剧，人人皆无所逃于其间。余英时将《红楼梦》的世界划分成两个世界，而大观园纯粹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与混浊现实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主题，并最终被现实世界的黑暗所吞没。

　　即使今天，如何看待这部小说，仍然是见仁见智，这也是不断会有人要改编原著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对于新版《红楼梦》能否忠实于原著，我个人并不十分看好。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虽说都是些少男少女，但作者下笔时却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哪里就是大人和孩子的关系，哪里就是青春期反叛可以概括得了的。要是这样简单的话，《红楼梦》这部小说也不会透着如此悲凉的气氛了。感觉这些年轻编剧们的想法就是玄幻小说加动漫故事，要搞出一台大众文化的青春嘉年华狂欢。如同他们这一代人的写作，大概其中也是“没有昨天”(王蒙语)，只有他们特别看重的“独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