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经典改编的两难

　　按照本质主义的文学理念，大众文化的感受力就是王国维说的“眩惑”。这个词译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相对于“优美”与“壮美”的消弭欲望，“眩惑”是生活之欲的复归，是轻松的消遣和娱乐。它属于低级的审美，因而不能以价值作标准。今天自然无须排斥大众文化的品位了，套用秦晖先生的一篇演讲题目，就是：文化无优劣，文学有高下。文学如果没有高下，文学史便无法以大传统(精英文化)为主建立起来，李白、杜甫便会湮没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文化如果要分优劣，文化史便会留下小传统(大众文化)的空白，荷兰人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便会毫无意义。

　　看来一部作品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乃是两种不同的感觉方式，具有不同的侧重标准。文学可以是自言自语，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文化则只能是公众的互动交流，有着公众趣味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明清以来，说书人面对芸芸大众，娓娓讲述的是可欲的人性，而不是太多的道德诉求。鲁迅曾有言，《红楼梦》一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段话如今常用来作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的例子，其实说的就是大众的不同文化趣味。所以，当年有人要把《红楼梦》改编成一部社会家庭问题剧，鲁迅便表示“自然也无所不可”，对世俗的解读抱持一种同情的理解，尽管他自己并不这么看。

　　一般来说，艺术品总是包含着不可还原的要素，当人们通过影视将一部名著还原时，它本身其实已经是属于大众文化产品的范畴了。对苛刻的文学读者而言，改编的作品往往赶不上原著，其原因盖在于此。那些80后编剧批评旧版《红楼梦》不够青春和浪漫，也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年的编导依然游移于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还带有那个时代的教化特征。

　　当今之世，文学告退，文化方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大众的兴起，娱乐文化已经成为时代的常规现象，以致今天的任何审美经验都得考虑到它。大众文化的特征就是对艺术品的复制与消费，以及不那么强调价值和意义。从新版《红楼梦》的制作流程来看，也是十分注重前期炒作，导演的更换，定妆照的公布，都是在为一件即将推出的市场商品做广告，即使对于网民的恶搞，剧组的反应其实也是窃喜的成分为多。争议越大，票房价值才会越高。李少红导演声称要让剧中人物“远离世俗”，这样的市场宣传其实恰恰是在吸引世俗的目光。

　　高雅文学的创作以作者为中心，商品文化却是以受众为中心，大众的趣味便是多元，是价值的减持。一部《红楼梦》，精英主义要追寻意义，公众只要看爱情故事。但如果说鲁迅们还没有跨入后现代的门坎，不知道文化乃是众声喧哗，而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更是错写了一部文学史，说不定哪一天李白、杜甫就会被逐出文学殿堂，也未免有点言之过早。所以我私心仍然希望，《红楼梦》到底是一部生命的写实，所谓“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如果编导们心中只有盛世喜乐，不想看到促使大厦将倾的世道肮脏，可以将电视剧写得有现代性，但至少不要太玄幻性；可以写青春的反叛和热闹，但也应表现青春的无助和幻灭。如此，新版《红楼梦》或许能演绎成一部青春剧。青春的编剧，青春的演员，以及“青春成长的故事”，也能够打发人们的时光，忘却日常生活的烦恼。

　　《红楼梦》第一回中，甄士隐替疯跛道人的《好了歌》作注，其中有云：“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一百余年后，在遥远的泰西，法国现代诗人兰波也写下这样一句名言：“生活在他方。”

　　所有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还会这样走下去。

　　(小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