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 女人六十 老到这把年岁已无所畏惧
生于1947年的许鞍华今年65岁,无论市面上关于“青年、中年、老年”的划分因时代标准放宽多少尺度,65岁,确是个理应安享天伦的耳顺之年。但许鞍华的人生轨迹并不乖顺:她没有过婚姻、没有子嗣,她一年接一年地拍片,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亦在母亲的牌友来做客时做乖女状,任母亲“指使”,让其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70年代,在香港大学修完文学硕士后,许鞍华前往伦敦国际电影学院进修。回港后,曾做胡金铨助理,在七八十年代交替之时,成为香港“新浪潮”运动的一员主将,以细腻的情感分寸和对现实的准确把握见长。代表作《投奔怒海》《女人四十》《半生缘》《天水围的日与夜》,曾多次获得金像奖、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奖。
但在现实层面,许鞍华似乎难逃“窘迫”二字。当年新浪潮一起出道的徐克已经在操盘几亿的大制作;而方育平也好、谭家明也好或隐居逍遥、或散淡教书,拍电影?都是当年事。许鞍华一直匀速拍片,她既没有彻底北望神州,也没有退隐或改行。这几年围绕在她身边的新闻无外乎难找到投资、没有房子、要搭地铁开工、去学校代课补贴生活……“坚守?大家赋予我太正面的意义了。不是我坚守,而是我不懂怎么去拍其他题材的东西。比如《玉观音》《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这些也是被骂的,我也有过拍大片的虚荣,可到头来我发现自己最擅长的是写实题材的影片……我的理想是,早晨去拍戏,晚上坐车回到老人院(大笑)。能拍就拍,但如果我真的体力坚持不住了,我可能去找一份兼职去教书……”阿Ann的这番回答,自嘲、自信、自我消解。一如她永远梳的蘑菇头,永远只戴一边的耳环一样,尽管岁月带给许鞍华宽容,但并没夺走她身上的锋利。
从《女人四十》到《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从《天水围的日与夜》再到这部惊艳威尼斯电影节的《桃姐》,许鞍华关注女性命运、关注社会现实、关注邻里关系、关注家庭暴力、关注两性平等。许鞍华也自我调侃,以前是为女人平反、现在是为老人平反、可能下一部就是为死人平反。“我是个女导演,人家老是用歧视的目光看待女性,觉得你们太情感丰富,不能担当重任。我一直都是在打这个仗。现在到了年老后,遇到双重歧视,又老又是女人。那我怎么办呢?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的切身问题,也是每个人的切身问题。”
说到《桃姐》,不得不提刘德华。当叶德娴凭借《桃姐》斩获威尼斯影后时,华仔这枚绿叶的光芒被淹没于其中。尽管在今年的金马奖上刘德华亦凭借此片获得影帝,尽管华仔早已不需要“影帝”认可,但刘德华此番表演让他有了成为伟大演员的可能性,让他帅得更有内容。
没有刘德华就没有《桃姐》,除了饰演男一号,刘德华亦是本片的投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德华和许鞍华隔着30年岁月相互扶持。遥想1982年,尽管事业处于上升期,但标签为靓仔的刘德华似乎只能演演耍帅扮酷的偶像,银幕并不需要他付出灵魂。彼时已经在新浪潮中初绽锋芒的许鞍华,对华仔抛出橄榄枝。当年,二人首次合作的《投奔怒海》拿下1400万票房,刷新了文艺片纪录。作为第二男主角的刘德华亦凭借此片获得当年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那一年华仔20岁。
想起当年的合作,台前是“不老传奇”、幕后是投资电影扶植新人的华仔笑称:“当年阿Ann(许鞍华)非常open,善于听别人意见。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她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很强硬。但这次拍《桃姐》我好开心,阿Ann又变成以前那样,非常开放、非常包容,好像回到最初的状态。”当华仔这番话又被记者反打回Ann姐这里时,她哈哈大笑:“华仔没和我说过这些,我真是有点不自觉。但现在的确能从别人的立场想,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能为人家着想,但我是慢慢变成这样的。是不是老了以后更加柔软?我想可能是吧。”
对话许鞍华
接受衰老比接受不再青春要容易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的几部电影从《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到《桃姐》,女主人的年龄、生活、感受和你自己的人生阶段是同步的,大多作者类的导演通过作品梳理人生,梳理困惑,通过拍《桃姐》你对“衰老”“死亡”等问题有什么发现?
许鞍华(以下简称许):我不是为了解答困惑拍的《桃姐》,倒是拍完后无意间解答了问题,对衰老没那么恐惧了。我以前想象老人院是惨绝人寰的地方,但我在老人院拍片的时候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好像一个小孩不了解大人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处境和心态是怎么样的。你中年的时候按照惯性想老年,会觉得他们很惨,可是你真的到了老年,你不会觉得自己很惨。老人们接受了自己的衰老程度后,也不想去跳disco、不想去接触外界、不想过日复一日的率性生活。其实也没什么,不要以我们的目光去评价他们的生活,他们自己觉得蛮可以的。
记:这种“怡然自乐”的老年生活,是你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是通过长期和老人接触感受到的?
许:我以前很不服老,觉得人还是要独立、要出色,也有一般正常人都有的那些欲望,觉得年纪大了你就不能拥有这些欲望。可是如果你接受了一切,你没有那些欲望,也就没那些痛苦。我是个女导演,人家老是用歧视的目光看待女性,觉得你们太情感丰富,不能担当重任。我一直都是在打这个仗。到了年老后,遇到双重歧视,又老又是女人。那我怎么办呢?你没法要求别人怎么样,只能让自己不要认同他们的歧视。歧视也分两种,一种是人家看不起你,一种是人家怜悯你——我觉得这是最容易犯的,我也会犯。有时候觉得,哎呀,哄哄他们就算了。但其实在照顾他们的范畴内对他们正常一点会好些,你对他们平等、没有偏见就好。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的切身问题,也是每个人的切身问题。
记:以前不服老?那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了?
许:十多年前吧。刚开始老的时候非常抗拒,现在已经这么老了,心就更定了。而且我知道身体的各种机能好不了了,以后会越来越差。接受衰老比接受不再青春要容易。
记:都说到越来越差了……那作为一个悲观的人,前行的力量在哪里呢?
许:你如果很悲观的话,你做了最坏的打算,那不会失望嘛。
死亡很可怕,同时也是慰藉
记:我采访叶德娴的时候,她说桃姐最后是认命的,所以她能比较坦然接受死亡。这也是你的态度吗?
许:人都以为老人很认命啊,越来越圆滑啊,其实不是的。人反而是到某个阶段就不管了,反正我都要死了,我还装什么装?遇到不平事,干脆就骂人了,就变成小孩。死亡是很可怕的,同时也是安慰,如果从死亡的角度来回看自己的人生,你的看法会很不一样。到死亡那一刻,想想你做过什么,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选择。在我死那一刻,可能想起的是与朋友、家人好的关系。
记:那你这样一部一部地拍片,很难有更多精力放在家人、朋友身上,所以我以为你是那种依靠作品找到生命坐标的人,其实不是?
许:不,也是。作品非常重要,但你说的这种精力,有些时候可以是在做作品的时候跟你的朋友、你的工作人员发生联系,这两个是可以一起进行的。不用完全分开,不是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
记:但是那样不是一个长久的关系,不像家人和伴侣。
许:长久并不一定你跟人家的关系就好,有很多时候你碰到一个人,跟他讲几句话也会得到很多启示的。我觉得在人际关系里没有这些限制。
记:我跟叶德娴聊过这个,她是对人际关系看得通透到淡漠的人,她对人不抱希望。你怎么看待人际关系?
许:你要求低一点就不会那么容易失望,你跟人家关系不好也不是世界末日,也许过了几个月大家又好了。你不能说我跟这个人翻脸那就永远翻脸,人都会变的,家人也会分开。
记:片子里有老人院,尤其是桃姐刚去时候的几个镜头,还是蛮冰冷的,你在理智上能接受,但情感上还是会抗拒?
许:你们年轻人可能对那个环境比较陌生,你们平常看的画面都比实际生活漂亮,你们这一代是看着广告、MV长大的,看到没有装饰过的现实可能会不能接受。不是我拍得惨,而是实际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梁朝伟肯出钱建立个老人乌托邦,那很好
记:你觉得老人院是解决老人社会最好的办法吗?
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当然如果能在家里是最好的,那是你最熟悉的环境,有亲人照顾。可是万一有些老人是需要护理的,要准时喂药,有些家庭就不能24小时照顾他,送到疗养院家人来探望大家都会轻松一点。老人院做好一点也会帮助到很多家庭。
记:我听说梁朝伟一直有个愿望开老人院,有点像乌托邦似的,比如有老人开超市、有老人当医生,大家都自给自足……如果是这样的老人院,你愿意去吗?
许:那愿意啊,这个挺好的。虽然理想化,如果他肯出钱出力,多造一个乌托邦也很好。
记:以后你真的退休,不拍戏做什么?
许:我的理想是,早晨去拍戏,晚上坐车回到老人院(大笑)。我能拍多久就拍多久,但如果我真的体力坚持不住了,我可能去找一份兼职去教书,给人讲讲我的经验,这是最现实的。再老到不能教书,我就去住老人院,看一些佛学的书,如果看得懂的话。看不懂也没关系,就坐在那里好了。
记:《天水围的日与夜》里有一段对话,“人生怎么这么难啊?”回答是:“有那么难吗?”很多人看到这里的时候,在苍凉中感到温暖,你觉得人生是难还是不难?
许:可以说是难,也可以说不难。看你主观怎么看,如果这个问题你看得不是太难那就比较好。可是客观真的还是有很多难处。到现在我还没看透生死问题,我也有纠结,是一些终极问题,比如我们要走向哪里,这条路到底对不对,到底什么是幸福……但这些问题我不常常想,没什么时间想,也想不通。
《桃姐》未完待续……
背后的多元化渴望?这么近,那么远
《桃姐》的热映给了即将上映的《飞越老人院》导演张杨极大信心,他觉得也给院线和投资人带来信心——这样的题材也是可以做好的。“老人题材的电影在中国本身就少,大制作商业片还是电影院线上的主流。《桃姐》的口碑与票房说明起码有观众希望看到不一样类型的、能触及心灵的电影。”《桃姐》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关照到个人,对于电影本身来说,《桃姐》和《失恋33天》更像是一剂试验剂,它们让无脑大片永远盘踞影院的格局有了动摇,或者说有了动摇的可能性。
电影多元化?先进院线再说吧
导演何平在为许鞍华祝贺的同时表示:“自去年内地低成本文艺片票房猛进始,说明内地观众理性回归,人文需求开始回复内地本色,为文艺片注入发展动力。多元市场的形成初见端倪!”
“《桃姐》出现得恰逢其时,观众对所谓的中国式大片已经开始审美疲劳了,基本上我们能想到的大导演大明星拍的类型电影都没有达到票房的预期,反而像《失恋33天》《桃姐》脱颖而出。” 在魏君子看来,中国每年600多部电影,除了上院线的这些,那些有人文关怀的电影比如去年的《郎在对门唱山歌》,拍得再好也挤不进院线。《桃姐》是幸运的,如果没有刘德华也许都不一定能上映。但对多元化发展还是不要太乐观,不是每部电影都有《桃姐》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也不是所有文艺片都是用心打造的诚意之作。
文艺片回本还是难、难、难
“文艺片回本以及赚钱还是挺不容易的,市场上主流的永远是商业片”,尽管在为《桃姐》的商业成绩奔波,但荣超对文艺片的“钱景”仍不乐观,“《桃姐》上映那两天,前后一共上映了十来部新片,竞争环境比以往激烈得多。 进一步放开进口片,就意味以后几乎每个档期华语片都要面临外片冲击,想杀出重围非常不易。年轻观众依然是主流,市场还是会迎合他们的口味,偶尔会有一两部不那么迎合的,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一再有兴趣看这类题材的电影。”
好莱坞,老年人也能创造价值
“把这些老艺术家聚在一起拍电影,是一件挺积德的事。”张杨在《飞越老人院》里聚集了自己的父亲张华勋、贾宏声的父亲贾凤森,以及刘江(微博)、田华、管宗祥等数十位老艺术家。他当然清楚,对于年轻的观众来说,这批老人确实不具备什么号召力,但他想“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张杨告诉记者,很多老演员的生活很艰苦。张杨透露,此次参演《飞越老人院》,除了两个主演之外,其他演员的片酬更像是红包的性质,每个人不过几万块钱。
但这样的老头老太在好莱坞出品的《天伦之旅》《欢迎来到雷利家》《老爷车》等电影里我们看到了太多,“我一直想说,好莱坞有这么一帮老演员一直保持艺术创造力,其实真不是我们没有,是我们的制度没有保障”。魏君子正在写一本关于香港电影人张彻的书,他访问的很多人最后都提到,“像张彻这样的大导演,当年的作品那么卖钱,晚年却住邵氏宿舍,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吃药的钱都不能保障。若是不善于理财和投资, 大部分香港的老演员都处于这样的境地。”魏君子把这归咎于没有制度保障,“好莱坞的演员有各种工会,可以领退休金,就算是再小的配角,也能保证晚年衣食无忧。”他分析,香港的那批老演员之所以来内地赚钱,就是因为年老没有保障,又何谈创作活力、票房号召力?魏君子一直想呼吁,要有空间、环境、制度保障老演员的创造力。
资金存在 多元化就可能存在
《桃姐》的好票房并不在刘德华最初的预料中,他甚至安慰自己,“可以从别的方面再赚钱,《桃姐》就当是我回报电影了。”投资艺术片是香港电影人的传统,许鞍华的《天水围》系列投资人就是王晶(微博),而刘德华的电影公司投资过《香港制造》《打擂台》,以及宁浩等人的电影,尽管经常赔本,但刘德华自有他的艺术诉求和品牌诉求。在内地也有覃宏这样的老板在执著自己的艺术片投资,即使不赚钱,也一直继续。
《桃姐》的发行方博纳影业的第一桶金靠的就是文艺片,荣超告诉记者,“老板于冬独立发行的第一部戏是黄建新(微博)导演的《说出你的秘密》,当时票房大好。后来博纳投资发行的影片还有《孔雀》《24城记》《日照重庆》《姨妈的后现代生活》《hello树先生》《苹果》《打擂台》等偏文艺或小众的电影,尽管有赔有赚,但这类电影是市场良性发展的营养素,必须坚持做下去。”张杨说, 《飞越老人院》找投资的过程并不顺利,“资方觉得风险比较大,最后投资人也是基于对我本人的信任,再加上这个题材是一个值得保留下来的好题材才毅然投资。最后的结果是,四五家投资人一起入资,分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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