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安事件”暴露前，李谷一曾愤怒地抨击东方歌舞团领导层的贪污腐败，但当时的社会环境还缺乏应有透明程度，结果，在读者关注和期待中却没了下文。然而今天，社会的政治文明和法制建设有了极大提高，艺术腐败也同司法腐败、学术腐败及体坛“黑哨”一样，无奈地暴露在舆论的阳光下。
正如参观了后厨，食客变得不敢吃饭一样，老百姓才知道：原来冠冕堂皇的帷幕背
后，竟然可以进行那么肮脏龌龊的勾当！本来对艺术心怀崇敬的观众不由心生愤懑，感叹原来媒体的种种指责敢情并非空穴来风！
“王兴东”，这个名字并非由于他编剧的电影曾经屡屡在“金鸡奖”上获奖而引人注目，却因他在第11届金鸡奖百花电影节上，“突然猛批金鸡百花的不合理和黑幕”，直言大胆地对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电影节副主席、组委会主任李国民的“电影事业家”身份提出强烈质疑而变得家喻户晓了。
深知人们痛恨官僚腐败，王兴东便将匕首直刺已被媒体抨击得百孔千疮的“影协”软肋——要求公开电影节的财务收支！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电影节应该做到财务公开、选票公开、程序公开。”已经给主办者造成了相当的被动。如今，一口气“向全国30多家媒体发出了一封题为《让经营评奖者亮出账本来》的公开信，再次呼吁并希望能以此促进新的评奖规则的出台。”无疑使习惯于秘而不宣、“无可奉告”的“影协”陷入了背水一战的绝境。
假如不是因为大胆批评金鸡奖和“电影艺术家协会”的个别领导而被革除教门，曾经在影协也酬躇满志的叛逆者王兴东，也许还不会这么破釜沉舟地与中国电影界的梵蒂冈彻底决裂。由于王兴东的揭丑，披在“电影事业家”和“最权威金奖”身上那件神圣的艺术外衣，人们从此多了些审慎、甚至怀疑的打量。
尽管也有人认为：王兴东是出于“个人恩怨”才如此“频揭黑幕”，但哪怕是鬼叫门，对于“没干亏心事”的领导，则不会为此紧张和激动的。无论王兴东怀有何种动机，呼吁公开与透明绝对没错！事实证明，也只有做到公开与透明，金鸡百花奖的评选才能真正“防止赵安事件和‘舞影廉政风暴’打击的对象在电影界重演！”
虽然，至今仍然不属于大腕儿的演员王英不愿意与王兴东一起提交有关“标价20万元可获影帝称谓”的录音带，但他没有断然否认这个可耻又可怕的事实，没有指斥这是造谣诽谤。倘若换成姜文、陈道明这样既有血性又属于大腕儿的演员，这盘录音带早就会被媒体曝光了，但要求戏路受到极大限制的特型演员也无所顾忌、大义凛然地予以揭露，显然勉为其难。
耐人寻味的是，除个别表达自己看法后又威胁记者不许公开自己真名的演员外，众演员在媒体追问时，基本呈万马齐喑的可悲状态。或许只有志在必得最后却落选的演员，才肯舍得一身剐，不再保持沉默、装聋作哑，比如卢奇。
在“20万元”核实前，观众起码清楚这样的一个荒唐的事实——某些电影没有上映，甚至观众们都没有听说，这些影片和演员莫名其妙地就得奖了。当然，这类黑色幽默对于金鸡百花奖并不罕见，譬如贻笑大方的“狂下双黄蛋”。
边远或中小城市渴望通过举办一个电影节而提高知名度或算做一项政绩，因此，对于开支并不吝惜，不屑考虑当地纳税人的意见，这就为腐败提供了温床。影协也许想给予广大观众“知情权”，但未必就符合地方政府的口味。
与王兴东的穷追猛打、热衷于借助媒体力量相反，被指控的“电影事业家”则显得异常消极和被动。有报道称：当记者就此事求证时，“一听到王兴东再度质疑电影节就马上表现得很激动，‘你们为什么总相信王兴东说了什么，他说的就都对吗？’但对于王兴东具体在哪个环节上说错了，质疑错了，却始终没有明确地以数据和实证进行驳斥。”
作为严肃的媒体，当然不会偏听偏信，但要保证双方对等地在文章中表达各自观点，必须靠被采访者的全面配合，如果放弃表达的权利，粗暴地拒绝采访或提供不出有说服力的反驳意见，怎么可以草率地反诬记者“总相信”对方呢？
公开透明，民主监督是预防腐败的两大法宝，公开、公平、公正的评选，在民主与法制的今天，不该再是奢望。走出评选的暗箱操作的阴影，恢复中国电影最权威奖项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是“电影事业家”们不容回避、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伊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