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式宪：论电视剧《鉴真东渡》的文化价值(2)

　　再到第五次东渡，鉴真与其徒众已经历了八年颠沛，接连受到种种危难的煎迫，后又遇海上狂风怒涛袭击，船上共有三十多人，淡水用尽，生命垂危。就这样他们在海上漂流了十几日，经过“绿岛之难”（画师周士杰居士因取水遇难而海葬），又经蛇海、飞鱼海，穿越飞鸟海，漂向了与日本逆向而行的南中国的天涯海角（今之海南岛）。先抵达振州，鉴真见东渡搁浅，便就地讲经授戒，还将原为带去日本的建筑材料，用来修缮了当地的天云寺；一年后，又在崖州重建了毁于大火的开元寺，造福祉于南中国天涯一隅。其后又辗转到了韶州、桂林、端州，此时，日本弟子荣睿和一直紧随在鉴真左右的详彦，均因久病不愈先后在途中病世，普照为了释却鉴真东渡的精神重负也黯然拜别大师而去。最令人动容的是荣睿之死，他曾直陈肺腑反对大师在振州、崖州修庙，一再搁置了东渡的大计。而鉴真则以大德博爱来宽慰荣睿。到了荣睿弥留之际，他紧紧抓住恩师鉴真的手，表白心声说：“原想辅助师父东渡弘法，可惜我的命已到极限……只要，只要律法能传到日本，我即使葬骸于大唐，也没有遗憾。师父……早点渡过去啊！” 依照荣睿的遗愿，他的骨骸乃安葬于中原大地，化为泥土而归于永恒。此后，鉴真也因苦心焦虑，日渐苍老并因眼疾双目失明。但是，荣睿的遗言“早点渡过去啊！”，却一直深铭于他的心怀；为兴隆佛法、济渡众生，鉴真更将东灜的黎元、僧众揽入他弘扬佛理而宽宏博大的胸襟，其心志弥坚，自况曰：虽山川异域而风月同天。

　　作为全剧的大结局，天宝十二年（即公元753年），双目虽盲而矢志不渝的鉴真大师，在他六十六岁的高龄上，搭乘日本遣唐使的海船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地踏上了日本奈良的土地。他不但受到日本举国僧俗两界盛情而隆重的礼遇和供奉，更在翌年（即公元754年），由鉴真主持，在日本建起第一个戒坛，并为女天皇、皇太后和皇太子等人登坛举行了隆重的授戒之礼。而由鉴真主持建造的大寺工程，又于日本天平宝字三年落成，天皇颁赐敕额：“唐招提寺”，高悬寺门。正如鉴真所愿望的那样，自是以降唐招提寺成了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被日本人民视为文化艺术的明珠，寺中云集了四方徒众，讲律授戒、研习佛理，盛唐的佛教文化在日本盛极一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文化启蒙意义。

　　在全剧最后，更有两处细节是令人心弦为之震颤的。一处是，日本淳仁天皇授予了鉴真大师“大僧都”的最高僧职，令鉴真成了日本佛教界的领袖。在赐封鉴真以高位的同时，也赋予他以至高无上的特权。但鉴真却婉言辞谢，并对众弟子谆谆教诲道：“职位上的领袖并非真正的领袖。在释尊眼里，高位和特权不都被他视如蔽屣吗？我要把剩余的精力都放在度人讲律上去。你们作为我的弟子，也要到各个寺庙去弘教传法，使日本的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如同一盏灯点燃千百盏灯，使身在暗夜中的众生获得永远的光明。” 此后，他身体力行，以盲者之躯，布衣芒鞋，深入民间弘扬佛法、施医济世，普救苍生，受到日本人民世世代代的景仰。以史为镜，这里所透现的历史文化底蕴，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岂不依然具有其珍贵的、正面的思想启迪意义么？！

　　另一处是，鉴真来到已故荣睿和尚的家乡美浓，他走在风景纯朴、秀美的田野里，伸手摸着身前的水稻，喜悦祥和地说：“这是水稻。”而跟随大师一侧的徒弟思托则回答道：“师父，这里的水稻，快要收割了。”

　　这时，只见鉴真弯腰抓起了一把泥土，深情地说：“泥土……多好的土啊！”

　　握着这把土，他心里默念着，荣睿是日本美浓的农民，他早已化成了大唐的泥土。念及此，他不禁心潮激荡，转身对思托、普照等交代自己的身后事说，“如果我死了，你们也一定把我埋在日本的泥土里。”思托、普照、忍基等弟子望着师父，一个个眼里都闪动着晶莹的泪花。这一被艺术地再现的历史场景，其间浸润着主创者何等真挚而炽热的情怀啊！显然，这并不单单是一场“戏”，它融情于史、化剧入诗，赋予历史剧的叙事以诗一般的情致和韵味。这种象征性的诗意升腾，不仅使笔者深受震撼，相信也将令观者深心感动并意味无穷。

　　鉴真在日本生活了十年，他将佛教律宗文化和中华文明传播扶桑，浇灌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友谊之花。除弘佛传法之外，他还将中国的建筑、雕塑、医学、文学，乃至饮食、刺绣、漆器等先进技艺带到了日本。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和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鉴真乃被日本人民尊奉为“盲圣”和“日本的律宗太祖”。

　　鉴真东渡完成了自己弘法传律的誓愿，于唐代宝应二年（即公元763年）在日本功德圆满，面西而圆寂，享年76岁。鉴真也如同荣睿一样，将自己的骨骸安葬于日本的大地，化为泥土而归于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