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旭日生

　　近日有余先生者发表文章，指斥李谷一自曝东方歌舞团腐败案，是借媒体之刀，行“杀人”之实。我真震惊于余先生的昧于事实、昧于现实并昧于事理。

　　余先生说他“搞不清”李谷一“当了近五年的党委书记和第一副团长，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现’问题？之前干嘛去了？”明白人自然是懂得余先生的言外之意的：早不反腐，晚不反腐，非到“终于撤了副团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并调离了歌舞团”时，才“跳起来”。目的和动机不明摆着的吗？显然，余先生实在心似明镜地“拎得清”。可惜，余先生为了支持他的结论，没有或者不愿进一步分析。好在他还是接着问一句“是同流合污了？还是被架空了？

　　东方歌舞团的党委书记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自党政分开以来，在普通的行政单位，尤其是事业单位和企业，“支部并不建在连上”，党委书记差不多成了虚职和闲差。这一点，也可以从李谷一的解剖材料中隐约看出，她说，她在领导班子分工中，被搁置于“软性职务”、“二线领导”的定位上。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测李谷一的“位置”、心态和处境了。

　　“第一副团长”又握有怎样的实权？对许多普通财务单位来说，“一把手”几乎握有本单位一切决策事项的生杀予夺的权力，无论“第一副”还是“第二副”，都要唯“一把手”马首是瞻。民主集中大都流于形式，家长制总假借民主集中之名大行其道，总之，“一把手”通常一言九鼎，很容易“朕即国家”的。不冒翻脸的危险，对“一把手”实行权利制约和财务监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把手”的种种“猫腻”，不是领导的“自己人”，不要说普通群众，就是领导班子成员，也所知不多，“第一副”又怎样？事事揣度“一把手”心意，极尽阿谀者，常被视为心腹，诸事遂意，占尽便宜；忤逆“一把手”意图的，轻则得咎，重则受孤，而上级怒其多事，群众敬而远之。凡搞“一言堂“，领导班子必离心离德：或各自为政，各拉一帮人，暗暗较劲；或无心工作，在其位，不谋其政，做四方木头，不踢不动；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能“拿大家”，我就“大家拿”，腐败也搞起攀比。我不知道李谷一属于什么情况。但我知道，李谷一“拿大家”一回，“报销了3000多元化妆品费用”；也知道，李谷一前期是“好书记”、“党性强”，99年还被评为文化先进工作者，深得领导和群众好评；而一俟退回“公演私分款”，明确要求制止并调查“公演私分”情况，“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堵塞漏洞”，“要增加(财务)透明度”后，很快成为“四害”、“三不幸”。

　　当然，这仍不足以解释李谷一为什么沉默了四年才“反腐”。但是，我们从李谷一的“申诉材料”和“解剖材料”中，难道不能读出些别的什么吗？那里没有“桀傲”性格？没有“正义感”？没有“党性”？没有维护普通群众利益的赤诚之心？如果有，我想，这些足以构成一个人对腐败现象的强烈反弹了，何况李谷一要“对得起党和人民”，大义凛然地宣布不愿做“同流之人”！当然，我们更不应该忘记，还有“三讲”这个时代大背景。

　　也许，李谷一“反腐”有找清白的成分，或者如田团长所说，确有“想当团长的个人目的”。但那又怎样？“小人得位，不争不祥”，李谷一有这个权利、够这个格！私心，人人都有；明哲保身之道，人人都会。关键是，在关键的时候，在大是大非面前，能舍小我而就大我、舍小利而取大义。我们不能苛求一个人一见到腐败现象，就立即挺身而出。现实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不复杂的人，早被社会吞噬了。如果只有一尘不然的圣人才能反腐，那中国除了和尚，谁有资格反腐呢？不要说李谷一敢于说自己“清白得很”，敢于拍着胸脯请求“从我查起，一查到底”，即使不清白，难道就失去了“反腐”的资格？是否主审法官被打倒，我们就要为被枪毙的腐败分子招魂？我们更不应该指责李谷一利用媒体“借刀杀人”，她行使的是公民正常的舆论监督权利，而且充满了痛苦、危险和变数，并非如余先生想象的那样“省事和有效”。媒体真的那么好借吗？没有理由，李谷一能借到吗？借得到，又“杀”得了人吗？没有充足的证据，名人官司盛行的今天恐怕只有被“杀”！我们看的还不够多吗？如果我们非要责备李谷一借助了媒体反腐，那么，我们最好先问问：为什么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是一直没有结果”？而且直至现在仍然“没有结果”。

　　我不想揣度余先生的居心，但我知道，余先生借解说三十六计之“借刀杀人”，实实在在地“借刀杀人”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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