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惊爆东方歌舞团“腐败内幕”一事，李谷--夜间成了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新浪网也及时地建起“李谷一事件”的专栏，以搜集各地不断爆出的此事最新动向。此间，有人盛赞李谷一是“反腐战士”，而有人则认为这是“打击报复”。此事到底孰是孰非，李谷一和公众一样都在等待着文化部的结论。可是这期间最让外人弄不明白的就是李谷一为何选择这个时候爆出“内幕”？假设不是在这个敏感的时段，也许事件不会有这么多“各执一词”的机会。日前，本报记者终于征得了李谷一的同意，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

　　记者见到李谷一的时候，她身心的疲倦是很难掩饰的，对接受此次专访的勉强也是“直言不讳”的，“我真不想再说什么了，只要一提起这事，我就会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老肖和朋友们都劝我超脱，我又怎么超脱得了，这件事的阴影时刻笼罩着我。”“那么出来演出，与支持热爱您的观众在一起会不会让您感到片刻的轻松呢?”记者很想调节一下“不太愉快”的气氛。“怎么可能呢?只要一和人接触就会讲起这件事，说上两句我就会义愤填膺，很多理解我、支持我的观众会用掌声、目光鼓励我，但人与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观众就会在台下指指点点……”看来这件事对李谷一的伤害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开解的了的，记者也只能尽快进入采访正题，以便更快结束这个不愉快的话题。

　　记者(以下简称记)：有人说您这样做是因为“三讲”没通过、团长落选而“打击报复”。这使很多支持您的人也不明白，正如您说的有“铁证在手”，为何不选择一个更利于自己的时机来披露此事呢?

　　李谷一(以下简称李)：东方歌舞团领导班子的违法、违纪、违规的问题我是在去年9月份提出来并向文化部反映的，这并不是现在的事或近期的事，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来，我也从没停止过对这件事的反映，我觉得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国家干部、一位百姓喜爱的艺术家应该做的，我没有考虑更多。而且他们说的我想当团长、没当成就打击报复，这个理由太可笑了，太小儿科了，团长我又不是没当过，当了十几年的团长，那是个苦差使，是为大伙儿服务的。我的价值并不在那里，有哪位歌迷找我签名是因为我是轻音乐团团长的?我当不当团长都是一样的级别，国家一级演员，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单凭这些，车子、房子一切待遇我都已享受了，所以说我想当团长，根本没有动机。

　　记：那么到现在，对于披露这件事，您后悔过吗?

　　李：我别无选择!你说，他们给我那钱时，我只有两条路：收下，就会与他们同流合污，一辈子都愧对党和人民，一世的清白毁于一旦；要么就是退回去，那肯定是得罪他们，但所有的人都说我只能选择后者，其中包括一贯的和事佬似的人。其实我最希望他们把我当傻子，瞒着我，我不知道就肯定不会向上级反映，以前他们不也一直瞒着我吗?我只想将文化部交给我的这份党委书记的工作顺利完成，然后安安静静、愉愉快快地安度晚年，就这么简单。

　　记：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在有关报道中，东方歌舞团的前团长说文化部已经有了结论，说“账目都一一对过了，都对得上，李谷一的做法是错的。”这真是文化部的结论吗?文化部到底有结论了吗?

　　李：结论?我和你们一样都在等，很焦急，甚至比你们更迫切!但直到昨天(11月15日)我还去文化部询问此事的进展，可是领导告诉我现在仍在调查中。我始终坚信上级组织会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此事，但目前还不是公开的时候。某些人说已经有了结论，为何这么长时间还拿不出文化部正式的批示，以正视听呢?(李谷一的声调突然高扬)

　　记：听说文化部已经为您安排好新的工作了，到中央民族乐团当艺术指导，您现在走马上任了吗?

　　李：还没有。原因有两个：一是我担任了四年东方歌舞团党委书记的工作，这不像在私企、外企，老板可以炒员工、员工也可以炒老板那么简单!我在等待一个鉴定和结论；另外我还必须请上级领导先明确新工作的职责、具体的工作内容，不要再像这样卷入无谓的漩涡中。

　　记：您作为一名艺术家在文艺团体担任了这么多年的领导职务，在艺术上有什么打算吗?

　　李：为官之道，我属“弱势”，特别是当党委书记，更是“弱智”，我艺人习气、演员本色难移，秉性太直，太暴露，脑子不灵活、缺变通。我已经很累、很灰心、很伤心。但对艺术，我不会放弃，这是我终生的追求。趁着我还能唱几年，多参加些演出，用演出作为对长年帮助我、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的回报。等到不能再唱了，我可以总结一下自己的艺术实践，留下点经验，留下点教训，为后人作嫁吧。同时教几个学生，但愿培育出几个李谷二、李谷三，继续为中国的音乐事业不懈奉献。

　　记：在这次风波或暂且称作“斗争”中，如果您胜出了，您会开心地笑、高兴地跳吗?

　　李：我不可能开心和高兴，更不会笑和跳。我要找一块最安静的地方，我会失声痛哭，好好地痛哭一场，把一年多来的压抑、悲伤、委屈、痛苦统统地倾泄出来……(沉默)

　　采访就在沉默中结束了，所有关注此事的人都在默默地等待着文化部最后的说法。(新报记者赵北辰 祁小龙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