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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康不该定义为汉奸”说开去
其实,政治这样东西要么你就撇开不谈,要么就没资格谴责在朝对在野(在社会主义没有朝野之分,只有广大人民和反动分子)的残忍,尤其在物质财富分配不均的今天。不可否认,杨康是一个政界人物,而且是一个极有抱负又颇具手腕的政治家。他又不是大侠,所以如果用衡量大侠的眼光来审视他,本身就不对,你有权利讨厌政治家,但你没权利鄙视杨康的人格。在金庸笔下,我最为崇敬萧峰,最为同情杨康,崇敬萧峰是因为他为了辽他宋两国人民的幸福安泰牺牲了个人的性命,他的行为可歌可泣,同情杨康是因为在狭隘的民族观驱使下,招人误解最多,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在女真族人民心中完颜康是一个大智大勇,谋略过人,才华出众,值得缅怀的金国王子。在政治上,没有谁对谁错,只有谁强谁弱,政权的核心是经济,落后就要挨打。当时宋朝国运不济,招人侵略,确能博同情;然而对人物的评价应该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结合,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必然招致夸张侵略和挨打被剥削,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而郭靖和杨康就代表了两种互为拮抗互相牵制的力量,一个反抗侵略,一个雄心扩张,实在不应该过多的鄙薄杨康,而一味褒赞郭靖,杨的种种作为代表了他的阶级性,他从小受得是王公贵族的教育,承认后当然义无返顾为其谋利益(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他的才情胆识足以跃居其中的佼佼者,只是当时金国国运已如长河落日,颓败之势很难挽回,在垂死挣扎时显出的拙劣形态难免遭人唾弃,杨康的拼死力争足见其斗志顽强,不可否认的是杨在为国的同时,更多的是为己,因为他深知一旦金国不在,一切荣华富贵皆成过眼烟云;而相对照之下,萧峰自小到大受得是南朝的侠义教育,即便后来当上南院大王也实非本意,他的义薄云天、豪情万丈使他更像一个大侠,而非一个政治家。所以就这点而言,萧峰与杨康只是出身相似(都为异族人养大),而受的文化熏陶太不相同了,以致为人处事的大相径庭。常言说得好,有三种人的话不能信:一为政客,二为商人,三为军阀。政客叫嚣的施政纲领根本不足为信,所以令狐降龙和湖岩888两位的观点未免只是良好的愿望罢了,什么别人的土地我们不稀罕,自己的东西一点一滴也不能给。空有良愿,当时的封建社会完全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光靠空喊口号别人就尊重你了吗?一切还是经济实力在说话(而在虚幻的武侠世界中武功最高的最有发言权),你想想今天的美国为什么能飞扬跋扈,还不是财大气粗(其次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的是“自由民主人权”)!所以更为理解杨康的种种令人“不齿”的行为,“职责”所在嘛。
在当今世界,最具威胁的还不是军事侵略,而是经济侵略,在当今国内林立的外资企业,就是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最漂亮的幌子(不过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政府也容忍了这种侵略的存在,而且有相应的牵制措施)。如果按照两位的观点,屈服侵略不反抗便罪无可赦,那么有民族气节的你必须放弃比国企高几倍的工资待遇,否则你就是汉奸。我不是汉族人,可我今天心甘情愿穿汉服,说汉话,写汉文,拥护汉人为主的政权。遥想当年我的祖辈为了我们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无数英雄竟折腰也未能达成心愿。按照两位的论点,我这个屈服于异族的什么奸什么狗应该被我的族人唾弃鄙视永世不得超生。也许我该醒悟了,现在开始屯兵买马,有朝一日待时机成熟揭杆而起,到时候你们可要力劝中央政府不要残酷镇压,因为我只是本着“汉人的地盘一分一厘我也不要,我们民族的财产一针一线也不可旁落”的思想指导。以上只是戏言,我绝不可能这么做,一来汉人确实与我的族人友好相处,从不视为异己;而在当今形式下,和平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前提,从大局出发,为一族私利而挑起干戈,对其他民族不仁不义对本族最终可能并非明智有利,无异于犯罪。二来汉人为主的政府确实带来了国泰民安,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惊天动地的变化是铁一般的事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数人的认识水平还有限,所以只求富足安定的生活,对于搞什么主义,并不太介怀,当然在物质财富丰富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的精神修为必然跃上一个新台阶。可能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能有萧峰一样的思想境界,,更多的人会把杨康看作他所处的那个年代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历史向前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不再纠结于他是不是一个好人。政治上的党同伐异古已有之,温情脉脉的背后掩盖了多少不为人所知的阴暗,天真地幻想着哪个政府会对反动派更仁慈,算了吧,其实哪个政府不想强硬,“温柔”的表征只是不具备这个实力罢了。犹记童年最爱听的“薛家将”,对其中“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中的精彩情节至今记忆犹新,曾经强烈渴望看到相关的影视作品,可现在仔细一分析几乎不可能了,征东征西不正反映了汉人在大唐盛世的扩张野心吗?少数民族过得好好的,要你去招和作甚?汉侵它就是为了其他民族的繁荣,它侵汉就是卑鄙无耻,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在和平共处民族团结言论主宰的今天,相信怎么也不会把这种打自己耳光的作品搬上荧屏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内战期间,我的亲舅爷由于不屈服于国民党的淫威,一家人被残害得惨不忍睹;而在和平年代,我的一位远房表叔,不识大体,反对现行政府,与达赖集团暗中往来,同样受尽了各种折磨,家人也深受其苦(具体细节不宜在此多谈)。以上二例,只是想表达一种观点:不要对政治抱有温柔的幻想,不要以侠义的尺度来衡量杨康。不要说身处割据的封建乱世,杨康的所作所为不正体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他有什么办法,身份决定使命。有人曾说杨康是受害者,我更倾向于他是生不逢时,杨康在临终之际,想得更多的也是自己空有满腔抱负而难以施展,而不会为母亲的软弱养父的狠毒导致自己的命运被改写而痛苦。杨康又不是背叛的布尔什维克,何苦用汉奸金狗这样的词汇来侮辱他攻击他,其实人的灵魂塑造更多地取决于生长环境和成长历程,血统的影响微乎其微的,硬要说宋国为杨康的父母之帮略显牵强,包惜弱和邱处机直到他十八岁才逼迫其受宋朝教化思想感召为时已晚矣。
我深情地爱我的祖国,因为这方土地山山水水哺育了我,而绝非认为身为炎黄子孙比他人高贵,更不是我们的政府完美无缺。也许是我太超脱也许是我太折中,我觉得政治上的对与错尤其不能用道德范畴的标准来判断。虽然各种教义都力劝人心向善,但现实世界有其残忍性,让你明知不该为而无法不为,让你明知有错却不得不错。人有自私的一面,无须回避,萧峰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的公心远远超越了他的私心,然而他更象童话;杨康之所以现实,因为他敢于直面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充满人生哲理,他才是生活,是我们不得不正确认识理解的生活。
写此文的目的绝非提倡大家向杨康学习,只是想让大家以客观的态度公正地审视杨康。杨康虽然不是真人,但他的身上凝结了太多的历史痕迹,正确面对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如果不是阿苗,我压根不会想到为杨康平反,所以说杨康应该感谢阿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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