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观察特约评论员：蔡方华

　　谢霆锋顶罪案以戏剧的方式开场，又以戏剧的方式落幕，给世人带来了言说的快感。

　　4月13日夜间，香港廉政公署从张柏芝的香闺中抓走了谢霆锋，这个时间和地点的选择是非常富有意味的。以谢霆锋的身份和罪嫌的程度，他断不会因此外逃，因此，连夜抓捕其 实并无必要。此外，当时谢霆锋和王菲的情变正闹得沸沸扬扬，而张柏芝正是情变事件的主角之一，所以，廉政公署的执法人员从张柏芝的闺中带走谢霆锋这一举动本身，就带有非常丰富的道德惩戒意味。10月16日，香港法庭出人意料地从轻发落了谢霆锋，判他24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免予监禁这个判决和此前的执法声势相比，难免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于是，人们对香港司法的平等和公正也就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疑问。

　　虽然笔者对香港的法律缺乏研究，但是通过对比，并不难得出适当的结论，那就是，对谢霆锋的判决看不出有什么畸轻的嫌疑。在这之前，因为顶包而获罪的英皇公司司机成国定被判监禁四个月，而警员刘志国身为公职人员，知法犯法，也不过判了6个月的监禁，所以，有人预测谢霆锋可能入狱七年，实在是带有极大的情绪泡沫。对比同案犯的发落情况，衡量车祸及顶罪的社会危害，再考虑到谢霆锋由社会宠儿到锒铛入狱所受到的惩戒，判他社区服务240小时，应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看不出身为娱乐红星的谢霆锋在这个判决里占到了什么便宜。

　　香港社会对这个判决的评价尚不清楚，但在我们这里，倒有不少人感觉谢霆锋是被“放了一马”。之所以有这样的情绪反馈，应该和公众对问题明星的强烈排斥感有着很深的瓜葛。无论是毛宁被刺伤，还是刘晓庆的逃税漏税，公众的情绪反应都超出了事件本身的严重程度，甚至，有时让人感觉到了某种苛求的色彩。一方面是出事后的苛求，一方面是当红时的追捧，两者虽然有着相反的情感方向，却出自同样的心理机制，那就是，相当一部分公众在对待名人时是心理失衡的，所以，每当名人出了点事，总会有人大声喝倒彩，总会有人抱了“必欲杀之而后快”的隐秘期待，全然忘记了名人在法律面对也是普通人，也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殊不知，那种总想“严惩”名人的心态，同样有悖于法治精神。

　　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的刑法体系出现了对普通犯罪轻判的倾向，在考虑到公众的安全感、公平感的同时，也更多的顾及到了刑法的效率问题，犯罪人重归社会的问题。设立社区服务这一刑罚条款，就是最富代表性的措施。对于那些轻微的犯罪，如果犯罪人不具备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那么，判处他从事无薪的社区服务，既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又有利于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英国的研究表明，被判处社区服务的人和被判处监禁的人相比较，前者的重犯比例要小很多。70年代以来，不少伦敦小偷就被判处到海德公园清扫落叶和擦洗栅栏，连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举行划艇比赛前的场地清扫工作，也是由轻罪犯人来完成的。在西方司法实践中，经常有名人被判处社区服务令。比如，2001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的女儿就因非法拥有酒精制品，被判处了罚款和8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回到谢霆锋顶罪案本身，从媒体的报道看，谢霆锋在羁押、审讯期间，待遇和普通犯人相同，如接受“通柜”、被剃平头等，他所受到的精神震动应该说是相当强烈的。鉴于他的罪行并不严重，也不会对社会产生新的危害，判处他从事服务性的公益劳动，显然更有利于他的自我反省、复归社会和警醒世人，这比简单地代替公众发泄愤怒要有益得多。

　　但愿小谢在24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中能够找到普通人的感觉。他在宠儿心态中沉浸太久了，实在需要一点劳其筋骨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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