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死了，经典旧了，象征着大师精神的三大欧洲电影节也越来越步履蹒跚。

　　我们依稀感受到戛纳电影节已不再是韶光绽放的绝代佳人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偃旗息鼓，不顾SARS虎视眈眈的渗透威胁，戛纳电影节的如期而至给这个创痛连连的世界带来了一丝玫瑰色的暖调。戛纳，这座平时并不出众的法国南部小城

再度星光灿烂。

　　如云的泳装美女装点着棕榈海滩，每一家豪华饭店都张灯结彩；电线杆上飘扬着电影海报与五彩小旗，“电影万岁”的口号铺天盖地。红地毯上走来众多明星大腕，任由全球娱记抢夺他们最暧昧的笑容；年轻的从边远地区朝圣而来的电影新人们诚惶诚恐，一心等待着金榜题名带来的荣华富贵。

　　虽然一切仿佛都完美得像在童话电影里一样，但从眉心鬓角隐现的一丝疲态，从全球媒体三心二意的报道里，还是让我们依稀感受到戛纳电影节已不再是韶光绽放的绝代佳人了。

　　乏善可陈的20部作品

　　本届戛纳电影节依然有它值得自傲的前期成就：81个国家的将近2500部电影都曾被戛纳选片人的法眼逐一扫描过，但打进“竞赛单元”菜单的却只有区区20部，可见标准的严苛独到。

　　就任评委会成员的著名影人中，有斯蒂文·索德伯格(很不幸，他被不少国内媒体误以为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一类好莱坞实力派和姜文这样的亚洲土豪，比起去年由巩俐任主席的威尼斯影展评审团看上去更严肃一些。各项次要活动的主持人也都是曾经威震一方的影坛高手：塞尔维亚头牌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代表作：《地下》、《黑猫白猫》)掌控电影节的“短片单元”；德国“新电影运动”硕果仅存的老将维姆·文德斯负责“金摄影机单元”，意在提携鼓励全球电影界的新人新作。

　　但这一切并没有迹象显示戛纳电影节的20部参赛作品中，能有多少部会让我们心悦诚服地礼赞致敬。

　　是的，我们将瞩目丹麦导演拉斯·冯特里尔的《狗城》(Dogville)，因为他发起过勇猛的Dogma’95运动，曾宣誓用质朴的影像去冲击好莱坞虚假奢华的电影风格，但今日的拉斯·冯特尔似乎离好莱坞越靠越近，正踏上诸多欧洲电影前辈慢慢被好莱坞融和同化的不归老路。

　　我们也将观望几位法国新老导演联袂争夺与他们绝缘多年的金棕榈大奖，法国电影人近年来虽然佳作迭出，几乎成为抗衡美国商业大片的最主要力量，但他们对法式精致文化的过度自恋以及沉迷于情爱伦理的狭小格局，令法国电影在近年来始终没能产生震撼人心的传世力作，今年这几部参赛作品似乎也不例外。

　　我们还将乐于追随伊朗的美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巴夫，以及她所接过的伊朗人道主义电影旗帜，但近两年伊朗电影在风格上的日趋雷同与在思想内容上的逐渐弱化，也不复20世纪90年代中叶时那般鼎盛辉煌。

　　美国的老牛仔科林特·伊斯特伍德与英国的老朋克彼得·格林纳威也来助兴，他们算是承袭了经典电影时代最后一抹余晖的江湖老客，在“后现代”电影的时代浪潮里不知还能否扬帆破浪。

　　当然，中国导演娄晔的参赛电影《紫蝴蝶》还是寄托着不少国内影迷们的热切期待：这部得不到多少国内票房的“上海武工队”式的电影，会在戛纳的电影宫里一鸣惊人吗？

　　大师死了经典旧了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还有一桩重要的活动，就是纪念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逝世十周年。这位毕生将电影视为神圣艺术的大导演在执导他最后一部作品的时候，曾经手执导筒黯然自语地问：“我们还能再拍电影吗？”

　　而他去世之后十年，却正是电脑特技日益渗透于电影创作，将这门光影艺术改造为数字游戏的“美丽新时代”。

　　十年以来，我们深陷于电脑生成的奇幻世界不能自拔：侏罗纪的恐龙、魔法师们的魔戒，甚至虚实莫辨的网络世界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隆重献演的美国影片《黑客帝国2》，就是当代商业电影制作的最佳范本：巨额的资金投入、大牌的电影明星、无所不在的电脑特技以及平庸老套的续集故事(当然，带几手东方的武打动作和哲学玄思似乎更有时尚的风味)——我们的观众越来越痴迷于这种视听快餐的炒作，因为21世纪的大众电影文化已经免除了我们头脑的徭役，新一代的电影看客们不再将思考摆在首位，而是将这门一百多年的老手艺看作是与他们的网上聊天、电子游戏无甚区别的闲暇消遣。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并无过错，这毕竟是一个精神生活极大丰富甚至有些泛滥失控的时代，一个摆脱了半个世纪世界大战而又缔造了若干场“电视直播战争”的时代，刺激永远来得直接而真实，就在笔者撰文的两天里，全世界因恐怖袭击又断送了几十条人命——还有什么电影比这个更能触动人性的痛处？

　　而习惯了被高举过头为万民歌颂的第七艺术女神却有些错位的失落，代表着电影艺术人文诉求的老电影人都悄然隐退了，这是一个后大师电影的时代。如果说还有谁期冀从新世纪的电影中找到塔尔科夫斯基或伯格曼式的终极追问，那么他的视点只会落在昆汀·塔伦蒂诺或周星驰们怪笑的鬼脸上。

　　是的，大师死了，经典旧了，象征着大师精神的三大欧洲电影节也越来越步履蹒跚。曾经代表了电影界至高荣誉的金棕榈、金熊和金狮光辉日渐黯淡，也许是因为电影在大众文化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也许是因为作为受众的我们越来越不在乎权威们的判断与裁决。还有谁能记住一部一两年前的获奖电影呢？就好像一周以后，还有谁能记住戛纳影展开幕式上那几张美丽的面孔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瞬息万变的年代里，甚至可以用手机来摄录影像，用互联网将它们发布给全世界。一个影像民主化的时代正由数字革命的大潮奔涌而来，它将使“造梦”成为个人与他的电脑终端之间的私事。

　　再过十年，也许我们的下一辈会愕然地问道：电影节？我们还需要它吗？

　　戛纳能给中国影人怎样的美梦

　　然而对于中国的电影人而言，至少在今天，戛纳依然是他们的美梦，虽然有那么多人为它吃过苦头，受过折磨，甚至一搏成功的幸运者也难逃才华早衰(如前影帝夏雨的逐渐无声)、片场禁拍(如姜文被《理发师》剧组拒之门外)的下场，但包括第五代在内的电影导演们依然不悔地将他们的作品送到法国人的鼻子底下，千方百计，明投暗递，甚至不惜断送在国内公映的机会。

　　娄晔只是这浩荡大军中的一员，他的《紫蝴蝶》也不过是这场潮流中新一波冲浪的帆板。这部至今还没有和国人见面的电影，讲述了一个抗日时期上海除奸队的爱情故事，从坊间寥寥的几句介绍中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高妙之处。如果容我大胆的臆测，它的入选戛纳或许和前年姜文那部《鬼子来了》多少有些主题上的微妙联系——看看中国的城里人又是怎么和日本鬼子逗闷子的，间或让喜欢怀旧的法国人品一品“旧上海”的风情。

　　国人的“同题写作”并非没有先例，张艺谋的武侠大片《英雄》明显是想借李安《卧虎藏龙》的东风，再在奥斯卡上捞一把好处，可惜这种亦步亦趋的法子不太讨美国人的欢心，《英雄》无功而返，多少让那些竞拍武侠片的师傅们少了些非分的念想。

　　如果我们的目光更为现实一些，娄晔们的戛纳命运其实并不是当下中国电影业最值得关注的事件。在SARS的阴云笼罩下损失惨重的诸多产业之中，电影产业无疑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如果说旅游业、交通业、餐饮业在疫情平稳之后无疑将迅速复苏的话，中国的电影产业却可能遭到更为长期的影响最关键的是，我们多年以来聚集在一间密不透风的黑屋子里看电影的传统，在SARS的恐怖威胁下还将会继续存在吗？如果电影院因观众的流失而关门大吉，就意味着这一产业失去了产品流通的终端市场，也意味着它行将走向死亡的边际。

　　显然不可能在SARS疫情一结束，大家就会蜂拥回到电影院，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业界的救亡图存才是最紧急的要务，而某部作品是否赢得了国际影坛的褒奖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有道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看着北京街头门可罗雀的电影院，屈指计算着遥遥无期的重张时间，戛纳红地毯上的美妙风光似乎远在另一个星球之外。朱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