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卷土重来的贺岁片《手机》在赢得4000万票房的最后，等来了崔永元的“怒打”。

　　之前说是要借这部片子表现出形形色色的“说话”，包括实话、假话、脏话、傻话、疯话、话里有话……，在崔爷的“文艺评论”之后，只剩空话。

　　无论打给冯小刚的电话还是给刘震云，手机或者无人接听，或者接通了，都是在助理手里。

　　现实生活中关于“手机”的种种，难道不比电影精彩？！

　　其实，《手机》并不是一部值得一说再说的影片，作为一部冯小刚的贺岁片，它的娱乐性不如《甲方乙方》，故事性又不如《不见不散》。

　　倒是近日的开火所引起的注意力，甚过影片上映时一路巡回的热闹。

　　我：如果可以代表一种声音

　　一般来说，我并不喜欢把“我”这个字出现在一篇报道文章中，但是这次只好例外。

　　因为涉及谈论一部影片的喜恶，只能主观。

　　我是去年12月中在北京的媒体场看《手机》的，看完当时即表示不喜欢，原因是：觉得里里外外透着一股小气，有一点脏。

　　这种脏，并不来自于对生活的绝望——比如《发条橙》，我也有“脏”的感觉，那是对生活而言的。

　　《手机》首先表现了一个滞后的生活；10年前的《一地鸡毛》也是同样的毛病，开篇就是小林为了一块好不容易排队买来又馊掉的豆腐憋气，在90年代刻画着北京80年代的市井。

　　那么2003年的《手机》也有这样的问题：对于农村生活得心应手的作者，对于都市生活下男女们的真实关系，有着想当然的误读。

　　严守一这一类娱界优势人群的崛起确是近几年间的事情，是“新”人类；但是他所遇到的女人们无一例外带着“旧”痕迹，三个人都没有区别，包括范冰冰演的武月。

　　武月至少不需要一个在农村看电视中的严守一而流泪的镜头，就可以对他下套；而新娶的老婆沈雪也至少不该和前妻有同样的气质。

　　所以觉得主创人员对于这部电影的不真诚，至少，他们无意去了解生活真相，却要人们在这个虚拟真相中互不信任。

　　说得重一些，他们在戏弄大众——卖一些这个圈子里鸡零狗碎的龌龊事，就是一部电影。一方面这样的事在圈内俯拾皆是，另一方面对大众也绝对有吸引力。

　　至于手机不手机的，完全远离了他们的初衷。

　　他们当初着手做《手机》时的初衷，应该是叫上崔永元一起讨论时想做的东西，而并不是现今呈现大众眼前的这一个。

　　也许后来是时间紧了，或思绪乏了，没招了，所以只好投机取巧。

　　所以东拼西凑，连人名也不愿动脑筋了，用一种故意粗糙的姿态掩饰影片的实质粗糙。

　　这种粗糙，不是说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是否端正，而是对于自己才能的一种误会。

　　如果只能“微言小义”，那么在时机还未成熟之时，比如“小义”了10次之后，就误以为可以“微言大义”了。

　　然后说“脏”，是那些男人和严守一没有不同，只有过之没有不及，既然都做得那么实了，为什么不做自己呢？

　　虽然说，想塑造一个在公众面前尽说实话而在生活中尽说假话的人，所以才想到设定为谈话类节目主持人，但是说实话，一个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并不具说实话的典型。

　　就拿“实话实说”来讲，指的是嘉宾说实话，不是崔永元。

　　而且就影片而言，严守一确实处处像极崔永元——这其中难免使人有“故意”感觉。

　　还是说到“话语权”——以前一直说娱乐媒体掌握话语权但是说话不负责任，而今有着电影话语权的导演可以拍一部指摘某主持私生活的电影，那主持人也可以做反击导演的栏目，那么我们这些以他们为生存依靠的娱记们，是不是更可以随意了。

　　在这个本来就缺乏规则的地界，再来搅一局浑水，使寻求规则的人们痛苦不堪——这个恶果，迟早也会自食。

　　我不是崔永元的亲朋好友小学同学或隔壁邻居，我所说的是我看了《手机》后的全部感受；但是如果没有崔永元的“怒打”，我不会说，因我觉得《手机》不值这样一提。

　　我只是不喜欢冯小刚的这一部贺岁片罢了。

　　崔永元：如果可以代表一些当事人

　　发表在北京某周刊上而后又在网上占据首位的京城娱记何东对于崔永元的采访实录，被崔永元说是“原音再现”。

　　他是肯定了它的真实性，并且，他把它称之为“文艺评论”。

　　这不是一篇完全的“文艺评论”，事实上他还是有自己的火气在的。

　　关于他说表明了他所有看法的原文，后附节选部分，但愿没有断章取义。

　　在《手机》的上片期间，确实有着对崔永元的猜疑。

　　只是在圈子里流传，间中也说到和晶。

　　但对于老百姓而言——我说过我们这里再大的事情，不过是他们的茶余饭后。

　　选择一种说话的方式和时间，应该是崔永元认真考虑过的问题。

　　他对《手机》的评论，就是因为《手机》的“说话”出了错。

　　对此，记者何东有文字说明——

　　“冯小刚的《手机》去年年底刚一露面，所有人观后的第一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事先炒作的什么手机秘密上，而是马上就把这个一点都不搞笑的贺岁片，立即就跟男女乱搞还有崔永元和《实话实说》挂上了钩。于是媒体不停就此事再三追问，可无论是导演冯小刚还是编剧刘震云，全都口径一致断然否认《手机》跟崔永元有任何牵连。《手机》全国公映之后，人们从‘有一说一’到‘实话实说’，从其中严守一的头型甚至手势上，都似曾相识到崔永元身上。严守‘一’、崔永‘元’，元即是一一即是元，难道事情真就象冯、刘二人信誓旦旦声明的那样，《手机》根本就和崔永元一点边都不沾嘛？我本能地怀疑这其中有操作的成份。

　　可到今天之前，崔永元一直都固执地保持着最深的沉默。我想也许只有这样一言不发才是最高明的选择。否则只要他一开口，整个票房就会出现更病态的反弹。那样，冯小刚和刘震云就更会高兴地上房或者跳墙。在前段时间，我曾与崔永元通过一次电话，他本来表示有话要说；我说：不急。等电影放到尾巴上再说什么也不为迟；否则，就是人家偷，你还在旁边帮他们数钱呢！

　　有人在网上议论：崔永元在电视上已经是穷途末路，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什么叫鼠目加眼浅呢？这样的议论就是了。崔永元眼下正在剪辑一个叫《电影传奇》的连续性节目，已经最后完成的有50多集，而且4月初就要向全国观众播出。我并不是非要替他争强，等那节目热播之后，请那些专门在网上说便宜话的虚拟人形们，再来评价他到底有没有资格对电影和导演说三道四吧！”

　　何东：如果可以代表一方媒体

　　我见过冯小刚两次，见过何东一次，没见过崔永元。

　　相同的是他们都不认识我。

　　我只想说一说我见过的何东——在这个“怒打《手机》事件”中我觉得他是一个关键人物。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他于全文上网的当晚发给上海《新闻晚报》记者蔡颖的来信中有一段话，完全改变了我之前对他的一些成见。

　　先说那段话——“去年也是年初，《英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之后举行有数百人的记者见面会上，我向张艺谋导演当面提了几个质疑性问题，随后张导演从上海到广州到深圳，一路都在指责“北京媒体有敌意”，我随后又写了数篇对《英雄》的批评文章。我本来幼稚地以为事情还是可以在一本正经和严肃评论的范围内进行的，然而在首映式结束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我无论是被电影圈内还是被圈外人询问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和张艺谋在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幕吵架秀，私下里究竟策划了多长时间？《英雄》弄了这么钱，你当了这么大一个“托儿”，他最后到底分了你多少钱？如果这些仅仅都是玩笑一问到也罢了，关键是所有人问我时都是一脸正经毫无玩笑之意。仅此反反复复同样一问，就已能足以说明眼下我们的媒体环境和炒作环境了。被问得太多，于是我有时也会在心里对自己当初的提问产生某种荒诞之感：就在这样的媒体八卦埋伏之中，我的提问本身是不是已经成了天大的笑话？

　　就像现在，我无论怎么解释，你们就真会相信我对崔永元的采访一定不是炒作嘛？这一点我也是作媒体的我也完全能够理解。因为正是媒体自己的不断炒作，现在已经把媒体自己也绕进去了。其实这件事情曹雪芹在几百年前就明白了，所以他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我见到的何东，如果记忆没有出现偏差的话：平头、结实、说话又快又囫囵。

　　一个典型的北京文人，带有一股子油滑和机灵；把自己谋职的《中国妇女报》说是“中国妇道报”。

　　“指点”和“不惊”，应该是我对他的认识。

　　我为什么对他有成见？也就是他的好为人师；而且他写偏爱的演员时，又把自己原有那一套批评家的姿态抛弃得很彻底，转而连哄带骗。

　　那时我也没有看过他的批评文章，只是看了一些演员专访。

　　直到我看到上述那一段话——作为媒体一员，他让我找回了一些尊严。

　　作为媒体一员，我也自觉失去尊严很久了。

　　近几年娱界秩序的混乱和道德准绳的沦陷，直接影响到传媒。为发行量而搏出位的报道，无异于电影界只一味追求票房的导演的所作所为，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个体信誉的丧失。

　　无论媒体，还是电影，这严峻的现实无人幸免——如果无人呐喊和反抗。

　　《手机》本身，我的态度，媒体说好说坏在现在的标准看来，都是一种炒作。如果看不上，不置一评最好。

　　但是崔永元因烧及自身，出来说话；又因崔永元是一个名人，所以娱乐媒体只好开工——这一切，都是被动的“闻风而动”。

　　都是无奈的烦人的不得已的。

　　至于崔爷之后对于媒体说他多是“炒”和“秀”的成分而无人提及“文艺评论”，因此感到伤感——其实没什么可以伤感的，这就是这样的娱乐圈造就的这样的娱乐寄生物。

　　真正应该“伤感”的，是到目前为止在娱乐圈这样一个特区，并没有自律律人的规则出台，但是还在歌舞升平或不断主动地被动地充当人体炸弹。《上海电视》商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