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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疆域范围自汉代以来就大体形成，这说明中国不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这是不久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一份报告中曾说的一段话。如果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那么汉代建立起中原王朝的一个初步形态，后几经繁衍变化至今天的中国疆域，而其中又尤以汉武帝对疆域的拓展最具开创意义
“中国在秦朝以前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也没有‘总疆域’的概念。”著名学
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教授说。因此，在公元前221年灭六国而建的秦朝也成为我们目前追溯中国“疆域”的最初点。
秦朝的疆域包括了战国后期七国旧地的全部，但一部分是新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取的。“虽然秦朝在一些地方建立了郡县，但那时其统治范围很小”，葛剑雄说，比如秦长城西起甘肃临洮，其实那已是秦朝的西边界;而在今天的浙江南部、福建、云贵、四川南部、广西西北等地，“只控制了交通线和行政中心”。当地部族的首领依然保持着他们的权力。但最重要的意义是，秦朝开拓的疆域构成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成为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
秦朝的天下并没有像秦始皇所期望的那样维持“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就在他死后的第二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敲响了秦朝的丧钟。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汉。
“西汉初期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疆域收缩的过程。”葛剑雄说。秦末农民起义，接着楚汉战争，中原动荡不定。秦朝的新领土丧失殆尽，西南和南方全部为当地民族夺回，或建立了实际上独立的政权;另一方面，北方匈奴乘机南下，占领很多地方，威胁到长安一带，“所以秦末汉初时王朝的疆域不仅小于秦代，也小于战国末年”。
汉初疆域的收缩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宣告结束。公元前141年，年仅16岁的刘彻继位。彼时，刚刚经历了“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史学家称羡”(黄仁宇语)的文景之治，汉朝的经济实力已有很大的增强，粮食和物资的储备也相当充足，向外开拓的条件已经成熟。
汉武帝在位的前40年(公元前140～前100年)，汉朝一方面恢复并巩固秦朝原有领土，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拓展疆域。对北方疆域的开拓，是以对匈奴战争开始的。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公元前129年，共历时三四十年之久。在这一时期内，汉军以卫青、霍去病为将领，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夺回河套地区，也解除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而被歼15万人的匈奴被迫退往大漠以北，人畜锐减，开始走向衰落。自此，“汉朝将北部疆界巩固在阴山一线”。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出击河西，俘获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不久，浑邪王杀了不肯投降的休屠王，率众降汉。这样，汉朝的疆域扩大到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即今青海湖以东、祁连山东北地区，先后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和金城五个郡。由于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
“这一片原来是匈奴人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地方，汉武帝使之与内地联系起来，以后基本再也没分开过。”葛剑雄的评价是，“此举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政权对一个区域的控制，而更在于自此使中原文化进入了中亚地区，河西走廊也成为中西方艺术、文化、佛教等多方面交流的重要渠道。”
在汉武帝继位的第十年左右(公元前130年)，武帝就征发士兵推进西南，并在那一带新设了十几个县。但由于筑路工程非常艰巨，加上汉朝正忙于对付匈奴，一度曾取消了部分新设的县。到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又恢复了对“西南夷”的开拓，一段时间的经营之后，汉朝在此陆续建立了七个郡，将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现在的西南基本包括在内，还有云贵高原、缅甸，都成为汉朝的领土。”葛剑雄说。
在东北，两汉初年，中原人卫满率领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公元前109年，武帝用兵朝鲜，次年朝鲜投降，“把东北疆界推至朝鲜半岛中北部和辽东一带”。
对岭南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虽然在汉之前，秦朝已在岭南建立了郡县，但并没有得到巩固。公元前113年，武帝召南越王来长安朝见。第二年，反对并入汉朝的南越丞相吕嘉杀了国王和汉使，发动叛乱。汉军分五路进攻，俘获吕嘉。汉朝在南越属地设置了八个郡，次年又跨海于海南岛上置珠崖、儋耳二郡，南部边界较秦时更为扩展。“汉朝边界那时已扩展到越南中部，建立日南郡”，所以“越南从汉武帝起一直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直到10世纪独立。
有趣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保存至今的一些地名中嗅到两千多年前武帝征战的气息。《武帝纪》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东巡，来到左邑桐乡，听到攻下南越国都的好消息，遂将桐乡改置为“闻喜”;次年，武帝巡游至汲县新中乡，臣下汇报说已捕斩南越国丞相吕嘉，龙颜大悦，于是把新中改为“获嘉”——这就是今天山西闻喜县和河南获嘉县县名的由来。
西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但由于扩展太快，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不能适应，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当地民族的反抗，所以以后局部地区不得不有所收缩。“汉武帝时期海南岛曾是汉朝领土，但到后来，因为人口有限，还没有从大陆大规模移民到海南岛的必要性，因为没有处理好民族关系，当地反抗势力一起，后来的皇帝(汉元帝)就放弃了。”葛剑雄介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福建和浙江南部，导致人口全部撤出。除了这些局部的收缩以外，西汉的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一直保持到了西汉末年。
西汉初的人口估计在1500～1800万之间，在武帝初增加到约3600万。武帝中期开始，人口出现了停滞和负增长，直到西汉末年才达到约6000万的高峰。汉代开疆拓土的行动发生在人口远非最多的阶段，而在人口接近高峰时非但没有再采取任何扩张领土的举措，反而有所收缩，因此葛剑雄认为:“从总体上说，西汉的扩张与人口压力毫无关系。”
汉代疆域的开拓似乎也说明，汉代仍承袭秦朝北方民族强悍的边疆性格，生命力在地理边陲扩张。尽管曾多次深入蒙古高原，但一旦战争结束就退守长城一线，稳定的领土没有超过秦朝的范围，所以在葛剑雄看来，汉武帝的征讨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的特点。
“当时适合农耕的地方，大多数成为汉朝的土地，汉代时曾多次打到蒙古高原，但没建立行政区，因为只有在适合农业的地方才建立行政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疆域也并不是想扩张到哪里就扩张到哪里。”葛剑雄说。
葛剑雄的观察或许与黄仁宇的观察不谋而合。黄仁宇写道，汉武帝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官方已有“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的记录。关于武帝，也常有忧水患忧灾荒的叙述。“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15英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15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出入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开拓疆域，也许是对扩大农业生产需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中国的雏形在汉代基本确立”，在葛剑雄看来，中国疆域虽然经过后来千载几个朝代的变迁，但“主要农耕地区的变化不大”，变化的集中在边疆地方，“元朝又确立了青藏高原、内外蒙古，到了清代，真正固定下来”。 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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