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艺术家陈逸飞都称得上是上海文化的标志性人物。这个多变的艺术家，这个成功的文化商人，这个耀眼的文化明星，他的去世，也许会使上海主流文化界突然变得暗淡无光。
通过他，我们可以窥见上海文化的基本属性和特质，也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艺术轨迹
陈逸飞显然是一位善于顺应时代潮流的艺术家。他的成败得失，均基于此。
早期就是“样板美术”的宠儿
早在文革期间，陈逸飞就开始了其艺术生涯。当时，这位年轻的画家是“样板美术”的宠儿。他与魏景山等合作的油画《开路先锋》，称得上是文革时期的美术“样板”。“革命神学”的主题和概念化的构图，英雄人物夸张的形体和动作，以及明亮的神学色彩的背景，顺应了文革期间的样板美学原则。尽管如此，其娴熟的技巧使得这幅作品在诸多样板美术作品中脱颖而出。
《占领总统府》在我看来，是陈逸飞绘画艺术的巅峰之作。我至今依然记得少年时代从某本美术杂志上看到这幅画时的新奇感受。画面上的士兵形象真实而且充满生气，仿佛能让人感觉到了他们粗重的呼吸，完全不同于通常“样板美术”中的那些沉闷笨拙、一个个如同泥菩萨般的“英雄人物”。
《占领总统府》处理的依然是一个政治性主题。重大的政治事件和革命的史诗化的叙事，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但陈逸飞巧妙地将这一切它处理为一个视角独特的画面。一个俯角将展现了更为辽阔的背景，但画面中心则依然有丰富的戏剧性的细节场面。风格闳放又不流于虚夸。灰褐色的背景带来的沉重的历史感与画面上方殷红旗帜所昭示的希望之光，激情动感的士兵与总统府顶冰冷坚硬的大理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给人以强大的视觉冲击。
这幅画在一定程度上摈弃了样板文艺千篇一律的宏大叙事和假大空的虚夸风格。虽然表现的是重大政治事件，但他借娴熟的写实手法表现出来，既符合革命艺术的政治性，又遵循古典主义美学原则。这是陈逸飞的机智之处。他能够恰如其分地在政治性和艺术性之间，找到对接的部位，并巧妙地粘合得了无缝隙。从某种程度上说，《占领总统府》是预示“文革后”美术风向转变的一个微弱的信号。
文革后美术风向的转变，决不仅仅是一个技法问题。直到1980年代初期的罗中立、陈丹青等人那里，这一转变才告完成。这些新锐画家赋予美术更深沉的现实关怀。但与此不同的是，陈逸飞却在此时转向了现实的彼岸。陈逸飞在美国开始了艺术的第二阶段。他机敏地摆脱了在政治与艺术夹缝之间的尴尬处境，开始处理与现实相当隔膜的题材。
成功制造出外人想象中的“东方文化”
陈逸飞的艺术方式的转变，可以理解为他在西方世界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行动之一部分。《上海旧梦》系列和表现古代中国女子的系列，可以看作是这一行动的后果。陈逸飞最擅长的是从想象的东方文化中，成功地分离出若干美学元素：仕女、青楼女子、团扇和绣花鞋，娥眉、皓腕和明眸……这些都构成了西方视角中的“东方性”元素，可以满足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视觉占有。陈逸飞成功了。这种成功，不仅是文化认同意义上的，同时也是商业上的。被从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剥离出来的文化元素，也能够更方便地转化为商业符号。陈逸飞也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西洋题材：小提琴、大提琴、金发碧眼、连衣裙……西洋文化的诸多元素被分离，成为可以任意抽取的文化代码和标签。
陈逸飞的作品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符码仓库，可以民族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美学趣味的诉求。这些没有背景的，指代所谓“东方性”或“西方性”的文化漂浮物，可以随意安置在任何空间里，成为一种点缀和装饰。尤其适合成为温馨家居的装饰品。
在技法上，摈弃了任何粗砺的笔触，将画面处理为静止安谧的、暖融融的温柔之乡，可以缓解现代人的时间性焦虑和现实焦虑。挂在卧室里，给人一种镇静、舒适的效果，相当于催眠曲的作用。而随着城市家居空间的改善和对室内装潢品位的提高，对陈式艺术品的需求量也随之上升。他的画作的拍卖价格不断上扬。更为有趣的是，在上海的弄堂里，开始有了批量生产陈式风格的绘画赝品的手工作坊。
毫无疑问，陈逸飞的绘画带有鲜明的海派特色。在殖民地背景下的旧上海，多重文化的杂乱混合，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分解为流行元素，在商业的催化作用下，混合在一起。经过精明的上海人精心的调配，将其变成一个看上去十分光滑和完整的整体。它就像是一杯通过商业的酵素勾兑出来的，有点发酸的文化鸡尾酒，在时尚场合下饮用它，与其说是对酒的爱好，不如说是一种对品位和时髦的标榜。光滑、艳丽的色彩，和谐的构图，青楼佳人的温柔芳姿，古代女子的低眉冥想，暧昧的情欲和迷朦的梦幻……呼应着上海“怀旧热”，陈逸飞的绘画将殖民地时代旧上海的妖冶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同时也是中国文人的陈旧梦想。这一点，恐怕只有王家卫的相关电影才能与之相媲美。而这些假想的上海却又是那般精致和完美，相比之下，真实的上海反而想是一个赝品。
他用时尚的发型为这个蓬头垢面的时代整容
陈逸飞的艺术行为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甚至可以说，他是将艺术与商业完美结合的开拓者和典范，但他也开启了香艳、颓靡的画风。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艺术家，他并不刻意坚持自己的原则，他从来就是时代的弄潮儿。如果说有什么是一以贯之的话，那么，这种机变就是其一贯作风。
当陈逸飞再一次成为公共人物的时候，他已不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而是身兼多重角色的人物：电影导演，文化出版商，服装设计师，环境艺术设计师……他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和奇思妙想，令人艳羡和钦佩。这些介入时尚生活领域的活动，无疑需要充沛的精力和热情，需要对日常的物质生活的热爱。
在我看来，这些与其说是一个艺术家的创造性冲动，不如说是出自作为上海男人的天性。事实上，上海男人天生就是“生活艺术家”，他们会生活、讲究情调和品位，精明、细致而又有耐心。在商业化的时尚生活潮流中，他们如鱼得水。当然，陈逸飞并不讳言自己的商业化倾向，这一点，似乎比他的伙伴余秋雨来得更为诚实。
对于陈逸飞的艺术转型，人们评价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陈逸飞正在通过全新的文化行动，重塑其个人形象。他正在拍摄的电影《理发师》，仿佛对其艺术转型的一个绝妙的比喻。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本人就是从艺术家蜕变为一个文化的“理发师”。我们看到这个人在忙碌，从宁静、逍遥的艺术境界，奔向烦忙、纷扰的物质世界，忙于为这个时代打理一个光鲜、清爽的形象，用时尚的发型为这个蓬头垢面的时代整容，将破衣烂衫美化为古代仕女身上散发着脂粉气息的亵衣。这一点也正与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主流相吻合。他们善于将城隍庙、石库门等破破烂烂的文化废墟粉饰一新，转化为商业和时尚生活的样板。
不过，在新上海的时尚生活的快车上，已经不再有陈逸飞。这个忙碌的人终于可以得以安歇了。而活着的人仍在蓬头垢面地奔忙，疯狂地奔忙。本刊特约撰稿/张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