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5月22日凌晨，第58届戛纳影节颁出结果。去那里赶集的近十部中国电影里，第六代导演中最为勤力而多产的王小帅执导的《青红》脱颖而出，获得“评委会奖”。前一天，当侯孝贤未收到走颁奖礼红地毯邀请函，即明白《最好的时光》无缘奖项时，依旧说了这么一句：“中国电影的春天到了。”这位已在戛纳混迹十年，不过与王小帅一般仅获得过一次“评委会奖”的台湾导演，有力气微笑着讲这句虽含了机锋，却更显乐观的话，自涵了大师气度。而所谓“中国电影的春天”，我想恰如王小帅的电影名字，可分为“青·红”两面
——青，努力挣出地面，虽幼弱，也要拼了似展开叶片的苗株，可喻为《无极》、《黑社会》般要去打开国际市场的商业电影；而在诸多西方影节中红得不但璀璨，简直流露些许凋谢迹象的微紫花朵，则是《最好的时光》、《青红》这些希望获得荣誉的艺术片象征。这两类影片在这次戛纳皆有收获，虽称不上丰润，却也一定勾勒得出这“春天”青红相接的宜人图画
“青”之力量
只要是电影节，无论它有多艺术，于是可以多严肃，却也一定不会正襟危坐得似诺贝尔的颁奖现场般。今时今日，若可找到一个完全回避市场的导演，那他一定比闭门写作几十年的普鲁斯特还要富有。电影市场讲究推广、宣传和以明星为本的作秀，而三大影节一早已成为恰当的秀场。譬如这次戛纳，它是一个两权分立并相濡以沫的大集市，为《无极》、《神话》、《功夫》之类多抱商业目的而前来的电影提供造势平台所获的实惠，可用来更多数量、更多层面地招引那些对影节而言无利可图的艺术片。这种已泛滥开的影节操作虽遭到众多“艺术片原教旨主义者”的嘲骂，却是惟一恰当的一种。
实际上，这次出现在戛纳的中国电影绝多数是抱着商业目的而去，特别是不吝租了一个古堡来自制明星大道的《无极》，在影节砸了一千万下去，铺天盖地的宣传已令中国人和外国人皆对亲睹这部片子急不可耐。近年来的陈凯歌，无论企图染指好莱坞的《温柔地杀我》还是嘘声四起的《和你在一起》，都不再令人相信《无极》会在艺术上有如何进步。尽管威尼斯影节主席马可·穆勒在看完《无极》后兴奋莫名：“我本想看陈凯歌的一部‘大片’，没想到看了一部‘超级大片’，太过瘾了，希望这部电影能参加下一届威尼斯影节！”
不必怀疑，今天的陈凯歌和张艺谋居于一丘，《无极》和《英雄》一样居心，合了年纪越大越蔑视理想、热爱金钱的人伦。然而从中国电影总体发展的视角来看，这样做绝对利大于弊，因为中国电影现在最需要的是市场，并不是影节的奖项和艺术的格调。在国际上没有，也无意获奖的冯小刚，其实是这一片青涩中最绿的一棵。
“红”之颓意
去年华语导演年会中诸导们忧心忡忡，似处末世的台湾导演朱延平一面欣喜地看到内地电影的发展，一边担心内地电影会重蹈台湾电影的覆辙。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导演和90年代的内地导演皆着迷于去拍艰涩且极个人的艺术片，然而原因不同——前者得到台湾当局经济上的支持，其实是一种外交手段，某种政治傀儡，问题是导演们何乐不为？后者则相反地无法逾越体制壁垒，不得本土市场，只好心机用尽地扑向三大影节，实是剑走偏锋的求生策略。
今时不同，贾樟柯的《世界》得以公映是一个符号，而《世界》内地票房的惨败则是另一个符号。《青红》在戛纳获奖的意义之所以远大于《孔雀》的银熊——尽管前者奖项的含金量低于后者——是因为：恶意地说，内地艺术片的生命力至少可以在欧洲的电影节中获得延续；善意地说，自上世纪90年代后特立独行的内地导演们得到鼓舞和机会，得到信心不妥协地分到内地市场电影的一份羹汤。
然而，中国的艺术片，在西方电影节中似已“红”了许多年，红了又红，不得不孳出颓意来。我一贯怀疑，这些西方电影节以何种尺度来衡量中国内地电影的艺术品质。这一百年的中国电影史里，找不到一个导演敢于声称没有受到西方电影的影响与教化，并且愈演愈烈，于是做主的西方评委们应很难从中国电影中找到在风格与形式上如何凸显、高级之处——接着，只有内容。从《红高粱》到《青红》，我们获得的荣誉与影节评委们的猎奇与求知息息相关，穿着红棉袄的东北少女与扎根贵州的上海知青，这种民族与历史的重量落在影节上，不过是一种令人唏嘘的噱头。
主张艺术先行的华语片的出路，在于风格。胡金铨尸骨已冷，贾樟柯让德西卡魂魄空临平遥城墙，侯孝贤则孤怨地举起形式主义大旗，等等。像小津安二郎或阿巴斯那样令故事与方式统一并独树一帜，这其实与导演无关，而是时代的意志。
确实这样，《青红》获奖并不能令几个中国人激动。我们在乎的是《无极》何时上映，以及章子怡有没有机会在那张红地毯上，如苏菲·玛索般经意不经意地让肩带滑落下来。这“中国电影的春天”，最终青颠覆了红，这是自然规则。时光，总像疯了似向前滚去——无论红花败否，青叶犹在，总要凭它去渲染春后盛极的夏，并须它光合后滋生的养料，来结出果实，生出种籽。杨波／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