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剧《切·格瓦拉》在舞台上留下了一个明确的空白：它的第一主人公(就是切本人)处于彻底的隐身状态，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你看不到格瓦拉本人，他的血肉之躯被完全超越了，升华为一种精神。在整场戏中，这种精神在舞台和环绕它的观众席之间弥散开来，无所不在。有时候，它又凝缩为一个声音，一个沉稳的男中音，回荡在剧场上空，在观众头顶，通过扬声器娓娓叙述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平静而又坚定。
横空出世，缺少必要的铺垫、准备和过渡，风暴般的激情和斩钉截铁般的宣言仿佛从天而降，史诗剧《切·格瓦拉》就这样出乎意外地登场了，在人艺小剧场，在人间大舞台。史诗剧夺目的光彩照亮了它问世的背景。这个背景是引人深思的。
九十年代初，冷战提前结束，两极对峙所维系的全球战略平衡被打破，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大步跨越柏林墙，挟资本、技术和信息之优势长驱直入，分割世界市场和资源。冷战结束全面启动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通过不平等的市场竞争，借助权力、阴谋和战争，财富和利润在世界范围内魔术般地重新分配。历史仿佛退回十九世纪。战乱频仍，金融动荡，两极分化，腐败横行，亿万人的基本生活濒于崩溃，普通劳动者的尊严成为记忆。人吃人的旧世相就这样在世纪末的年青一代面前，重又赤裸裸地、淋漓尽致地展开了。
资本主义在每时每刻再生产其超额利润的同时，再生产这一体制本身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再生产着它自身的掘墓人。罪行积累着，终有宣判的一天；危机酝酿着，终有爆发的一天。相反相成的是，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死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同它的学说本身，同它所揭示的真相和规律本身，更准确地说，同它敌人的命运，深刻地纠结在一起。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依照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程序完成其再生产的周期；当资本主义表面繁荣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曾一次又一次被它的敌人宣判为“过时”；而只有在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才作为拯救的学说再次降临世界，重新深入人心，成为人民解放的福音和行动的指南。这就是真理的退隐与复出。
在其短暂的战斗的一生里，切·格瓦拉从故国阿根廷出发，漫游拉美大陆，投身革命后，参与缔造了古巴新政权。尔后，在其事业的巅峰，格瓦拉放弃了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以自身为火种，前往刚果，前往玻利维亚，以寻求人民解放的燎原之势。切·格瓦拉集理想主义和侠义刚烈于一身，将之提升为一种诉诸行动的战斗的马列主义，并感动了世纪之交的中国青年。二十三年前，切·格瓦拉仆倒于黑暗的玻利维亚尤罗山峡谷；二十三年后，他的精神通过同名史诗剧重返人间，给予中国的左翼传统以有力的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的左翼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左翼传统迅速走向行动，经历大革命、土地革命、全民抗战……，直到文化大革命，激烈的左翼传统在抵达巅峰的同时也面临深渊。以文革失败和毛泽东逝世为标志，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左翼传统和世界范围的革命遭遇根本性的挫折和逆转。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的美英新自由主义经济出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政经路线纷纷易帜，第三世界的武装斗争则烟消火息。在中国，八十年代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念在知识界步步为营的时代，与此同时，左翼传统包括左翼文艺传统则陷入思想困境，面临转型与复兴的历史重任。九十年代，传统社会主义阵营裂解，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抛出“历史终结论”，为资本主义单极独霸的世界体制提供理论支持，同时宣判了一切反体制运动的死刑。这一轻狂之论，在作为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中国，博得了一片“告别革命”和“躲避崇高”的鼓噪与应和，绝非偶然。
史诗剧《切·格瓦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登场的。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铁壁合围，《切·格瓦拉》高声赞颂革命，赞颂大同理想，赞颂被压迫者反抗资本主义暴政的权利。在这里，切·格瓦拉本人构成了一个伟大论坛，因他的缺席而形成的戏剧空间极大地扩展了该史诗剧的思想容量。紧紧围绕贫富问题、压迫与反抗、历史与人性、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重大问题，在正反人物之间，艺术化地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激辩。历史的本质和久违的正义汹涌而来。砰然心动，怆然涕下，流落在旧世界的战士听到了革命的乡音。
正义苏醒了，革命的精神和意志重返民间，中国文艺的左翼传统通过年青的手笔、声音和形象绝处逢生。在两个千年交汇的时刻，这就是《切·格瓦拉》问世的历史意义。
在这篇短文的最后一段，我们想指出这部史诗剧的一点不足。
正义的实现，资本主义的最终解体和被一种新社会所取代，需要切·格瓦拉式的战斗意志。但是，历史的沧桑巨变，又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战斗意志单方面所能胜任的。如果以苛求的眼光衡量，可以说，正是在“正义的实现”问题上，《切·格瓦拉》暴露了其脆弱和缺憾的另一面。左翼传统的文艺以感性的力量援助了为革命立论的学说，同样，它也需要出自同一传统的理论的支援。
史诗剧以“这是一次还没看到地平线的远航，力量悬殊的竞争，不合比例的对抗。／是愚公移山／是精卫填海／是孤岛对汪洋／是新生儿对四千年／……是风中飘荡的种子对大漠荒滩”来形容革命，这些动人的诗句在颂扬孤绝的战斗意志的同时，却忽略了成熟的革命条件的作用。仅仅有道义的赞颂或谴责是不够的，道义应当与科学的论证和预见挽臂携手而行，这一点毋庸置疑。
资本主义体制注定覆灭的命运，不仅是由于它的不义，而且是源于该体制内在的、无法避免的矛盾和危机。生产与消费，即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与社会购买力的相对缩小，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积累和深化，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流通、消费、投资、再生产之间的循环发生致命的中断，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将其剩余产品和资本投向全球范围，在特定时期内，固然缓解了其单个社会内部的矛盾；但全球化的结果，也使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积累和展开，并终将引发世界性的总危机。这个总危机的到来，就是下一波世界革命的前提。
人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在这一问题上，重温毛泽东主席在井冈山时期有关中国革命的国内外条件的论述，仍然是必要的。实际上，切·格瓦拉本人在其著名的《游击战法》中也谆谆指出：“革命，在历史的洪流中，就像一位协助新生命诞生的医生：除非必要，他不会使用钳子，但当需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行文中同样强调了“客观条件”的成熟。在今天，迫切需要一种从被压迫者立场出发的、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前进程和未来危机进行细致说明和展望的理论，这将是一门以政治经济学为轴心的综合的“社会科学”。
以四千年的历史纵深感，《切·格瓦拉》提出了“正义”问题并呼唤着“正义”的实现。可以说，正是围绕这一基本问题的解答，史诗剧期待着它的理论续篇。 亚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