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继芳与伊夫是九十年代初期“京城四大自由撰稿人”中的两位，前者主要报道漂泊在北京的自由艺术家，如圆明园画家、摇滚歌手、前卫戏剧导演；后者主要报道影视圈人物和现象，其中尤以批评见长。九三年英文版的《中国日报》曾对汪继芳、伊夫、黄燎原、尹慧等京城四个活跃的自由撰稿人进行图文并茂报道，从此，有关他们的报道便持续不断，并被统称为“京城四大自由撰稿人”。
如今。他们相继退出了自由撰稿人队列。汪继芳在离京六年后再回北京，目前在北京美嘉传媒有限公司做艺术总监；伊夫则重返过去的供职单位——《劳动午报》任维权部评论记者，继续用笔抨击社会上的不良现象。
前不久，他们在现代城C座相会，汪继芳身穿黑白色相间的上衣、短裙，举止优雅、大方，典型白领丽人的样子。分别多年的重逢，他们共同回顾了十几年前做自由撰稿人的种种感受和展望了未来他们各自的重新定位。
汪继芳与伊夫的对话
伊：你的状态与过去截然不同了！经历那么大波折，你却变得年轻和乐观了。
汪：是的，我已从情感的最低谷缓慢爬了上来。我也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精神状态。
伊：就职于现在的工作，你适应吗？
汪：很适应。这是一家有韩国背景的公司，管理得很规范，人际关系也很简单。我的工作是负责筹备一个即将批下来的电视剧频道。
伊：看得出来，你现在生活得很愉快。
汪：对呀！下班后常去打网球或跳拉丁舞什么的。我的女儿已经去加拿大留学了，我没有任何负担。除了努力工作，就是尽情地享受生活。你呢？还那么忙地应付约稿吗？
伊：不了。现在大多数报纸早已不再约稿了。互联网的普及，使他们可以随时从新浪网上我的专栏下载文章了。其实。更主要的是，我已经不再报道独家新闻事件了。
汪：你在维权部写文章，肯定还是批评性的吧？
伊：对。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向侵害他们权益的强势发难。我们几年没见面了？
汪：上一次好像是99年夏天在梅地亚宾馆。当时我正在为第三本书稿做前期准备。
伊：在南京的几年，你没少出书，一本接一本，非常高产。离开北京的六年期间，你好像经常出现在北京？
汪：我在南京教书，总是借暑假出来再回到北京感受一下北京的文化气氛。此外，当时南京朋友经常请我来代他们组稿和采访。
伊：你好像对南京青年一代作家很感兴趣？
汪：我用很长时间系列采访过南京年轻的作家群，采访他们和写他们使我感到快乐，使我能产生激动。
伊：南京的作家除了苏童、叶兆言外，其余作家很少见到报道，他们也是属于圆明园画家、摇滚歌手那种自由的作家吗？
汪：对！他们是非常出色的一群年轻作家，执着地热爱文学，不为功利虚名、不为世俗诱惑，他们几乎都没有职业，也可以说是纯粹的自由撰稿人。他们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我深信这一点。
伊：大约有多少个？
汪：嗯，十几个吧。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朱文、朱朱、韩东、鲁羊、吴晨骏、顾前、黄梵、赵刚、陈卫、魏微、李小山等。他们基本是三十岁左右，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尽管他们的作品没被媒体大肆炒作，但他们拥有忠实而固定的读者群，并且这个读者群越来越壮大。
伊：继出版了专门介绍圆明园画家村、京城摇滚人、前卫戏剧导演的生存状态的《20世纪最后的浪漫——北京自由艺术家生活实录》后，你的这本书是《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对吧？
汪：是的。正如我当初要写那些处在边缘的艺术家一样，我认为自己也有义务介绍身边这些颇有才华的作家们。他们真实地记录当代中国的现状，我则真实地记录他们。
伊：你的《最后的浪漫》在圈内反应强烈，读过它的文化人都对此称道。你觉得新的这本，超越前一本了吗？
汪：过去我写《最后的浪漫》时，对该不该用这种文体写有些疑问。后来我在南京任教后，再重新翻看许多优秀的记者、主要是法拉奇的作品时，认为完全可以用这样的文体表述人物。不一定非按照新闻体来写。超越与否并不重要，只是自我感觉不错，至少比《最后的浪漫》更流畅。
伊：正当文化人纷纷涌向北京之际，你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远离北京。现在，你第二次来北京，显然北京对你的诱惑太大了！
汪：我还是喜欢北京。南京生活的时候，每次走在北京街头总是非常亲切。特别是曾经生活过的翠微路一带，我总忘不掉那些在北京艰难闯荡的日子。在南京那几年，我过着另外一种生活。不仅远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远离城市的喧嚣，在南京师范学院的书斋任教或者我的小家内相夫教子，似乎与世隔绝。但是现在，又开始找回了自我。
伊：你对教书育人适应吗？
汪：我其实不擅长当众滔滔不绝地讲演，不过面对几十名学生，我也必须滔滔不绝地表述了。我与学生们相处得很融洽，平等而友好。我更强调一种精神和意志，我在北京经历的自由撰稿人生活，实际上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我会把我看到和领悟到的一切讲述给学生们，让他们体味和选择。让他们看到更丰富的人生经历，我经常把你的经历讲给他们听，让他们从中得到启示——一个人的成功渠道多种多样，只要你有坚强的意志。
伊：我总为与你相识太晚而遗憾。我们各自奔忙着，尽管同在一个城市，彼此却没有交流和沟通。即使我们的照片和介绍我们的文章被刊登在一起，我们也一直处在相互隔绝的状态。有几次能够想见的场合又都因为我不在北京或者你没能参加而失去机会。当我们刚刚交往，你却又举家迁往南京。算起来真正接触好像是我们天各一方才正式开始的。
汪：那时我们都很艰难，没有时间和条件进行交往。但我一直关注着你，关于你的各种传说也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特别有勇气，别人不敢写的文章你却敢写！后来报纸上报道你接二连三地被告，我很替你担忧。但我更为你骄傲。也为有你这样操守的自由撰稿人与我们同行而骄傲。
伊：想当初，我第一次印名片时，印刷工人奇怪地问我：“自由什么(撰)稿人？”他们承接太多的总经理、董事长和各种学会会员的名片，我可能使他们第一次面对从事这种新职业的人。我在采访送人家名片时，对方几乎都会惊异地说：“喔，中国也有自由撰稿人了！”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靠写文章能活吗？
汪：是呀，我们最初都面临着这个严峻的问题。当初我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时，别人不仅不能理解反而还远远地躲避我。有次去朋友家玩，她请来邻居——大名鼎鼎的青年作家。朋友向作家介绍：“我的朋友为了实现当作家的理想，连工作都不要了。”不料气氛立刻紧张起来。片刻，作家牵着他女儿离开我们，我的朋友如梦初醒“糟啦，我毁了你！”是呀，这位作家因写作出了名也没有辞职，现在还在报社一个部当主任呢。
伊：当然，我们并非一定要把辞职作为前提，但当理想与工作发出冲突时，当自由与工资发生对立时，我宁肯选择自由！过去，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能自己独立做出选择的环境里，都很压抑。现在，社会进步了，只要你有能力、肯奋斗，就基本可以实现你的理想。既然如此，我们干嘛要委曲求全地折磨自己、浪费我们的年华？我一直渴望真实而自由地生活，现在我终于做到了。
汪：我也是，做自由撰稿人的日子是孤独的。但我感激孤独，感谢孤独的自由撰稿人生活。这份生活，使我拥有了——自信——这是一份从前想也不敢想的奢侈。
伊：我总将自己比喻成一只野生动物。不必与家畜攀比固定圈窝和充足食料，为了自由自在地奔驰，我宁肯风餐露宿。这是我的天性。人家旅游多喜欢去桂林、苏杭、大连、青岛，但我与他们背道而驰，早在80年代就开始往新疆、西藏跑。
汪：除了你的维权评论和零星的影视圈评论外，现在还写什么吗？
伊：我应邀在为一个影视公司策划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剧本。前年曾经也应邀为一个影视公司编写剧本，但最终放弃了。那时我还很浮躁，无法安静下来潜心创作。现在，经历了一个阶段，我顺理成章地迈出了这新的一步。近十年来，我经历了先是被动地为各报刊写人物专访、后开始报道带有批评性质的热点新闻又渐渐写综述、批评影视现象几个阶段。
既然对有关影视圈的报道已经厌倦了，那好，就移情别恋吧。反正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用不着先请示再等批准，我想换一种工作方式就换一种。偏偏机会也就来了。有人约请总比闷头瞎写后再找买主强，期货生产最大的好处是不会徒劳无益。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受制于雇主。好在雇主提出的条件是在我能够接受的前提下才开始运作的。
汪：这个剧本要写多久？在这期间你还做些什么？
伊：大纲已经出来，分集还要用一个多月时间。三十几万字写起来应该是很枯燥的，但我喜欢也就不感觉苦或累了。我目前状态很好，每天上午看报、打电话、下午游泳、兜风、晚上专心写文章。不会为写几十万字而“写伤了”的。
汪：你认为你在编剧的领域能够大显身手吗？
伊：人不能讲大话，但必须有信心。如果没有目标，你永远都只能在你从事的领域里充当可怜的分母。如果两年后我毫无起色，我可能会写歌词或写散文，反正我只能靠卖字为生，除了卖字我一无所取。
汪：我在新浪网你专栏上发现，有关文章介绍你时，总称为“独立撰稿人”，这是为什么？
伊：咳，最近几年凡是提及自由撰稿人一词，我就总跑不了，为此平白无故地多次代人受过。前些年，重庆一位自由撰稿人与人纠纷，一些报纸提到这位自由撰稿人时总含沙射影地说：那位号称中国第一自由撰稿人的××。结果，大量的电话打来问我，是指你吗？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虽不想解释什么，但也不想总“替人顶雷”，后来再有人采访我时就渐渐“更名改姓”了。
汪：你采访了那么多明星，你有何感触？
伊：必须承认，我所采访的人物，基本是属于优秀的，也可以说是他们同行里出类拔萃的。否则，他们也没有资格被登报而成为公众所关注的新闻人物。我发现我所采访的这些明星们，他们都要么先天条件比较好，要么就是比同行们付出得更多。演艺圈不比官场，靠吹吹拍拍是不成的，走后门可能使你比较容易进入这个圈子，但无法帮助你摆脱充当分母的尴尬境地。
虽说社会上至今对他们持有偏见，认为“戏子无情”。但我不能苟同这种打击一大片的否定。此外，我也反感人们动辄以他们出现婚变来贬低他们群体形象的做法。那是个人生活的问题，别人不该指指点点。社会进步和文明到今天，我们应该以宽容的心态看待个人生活的多元选择。他们婚姻白头到老或频频变更都不应成为评价他们的依据。我最烦厌的信函就是请我“写明星婚恋故事”约稿信。
汪：你批评了影视圈的不少人，这对你的采访是否受到影响？
伊：许多编辑、记者和读者都关心这个问题。我再回答一次。我指名道姓所曝光的演员或导演或草台班子剧组一定是影视圈里公认的害群之马。我曾经形象地将他们比喻为“影视圈的伊拉克”。国际社会制裁伊拉克是因为他侵略了科威特，他冒犯众怒了。现在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没有因屡写批评文章而陷入孤立，反而愈加赢得更多朋友，包括影视圈、新闻界以及关注影视圈报道的读者。
汪：相对于我采访的对象，你面对的几乎都是明星大腕儿，你开始当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接触他们容易吗？
伊：在人家不了解和不认识你的时候，对你本能的戒备和疏远是正常的。但如果仅仅因为你不是大报记者而冷漠你的话，你不必对他客气。这种人我们生活中也是常见，被斥之为“势利眼”。我开始采访北京电影制片厂姓张的一个年纪不小却名气不大的导演时，他就非常势利，听说我是自由撰稿人后，连忙称《人民日报》、《大众电影》都采访他了。言外之意是你一个小自由撰稿人就不必来采访了。说完他就称有事走了。望着他的背影，他老婆忙对我说：“别听他的，人家根本没来采访……”我什么也没说，扭头走了。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也是唯一的一次钉子。以后，我采访任何导演、演员、歌手时，基本都很顺利。古月那次除外，但后来也圆满解决了。
汪：我采访一些名人时，还没等你提问，他们就先问你是哪家报社的。那些连报刊大小都要挑的主儿，你能告诉他们你是自由撰稿人吗？验明正身后，他们会说一句对不起现在我很忙诸如此类的话。那时我的名片上是不敢有自由撰稿人字样的。
伊：其实，这也不怪他们。计划经济下的中国根本没听说过“自由撰稿人”一词。他们自然不肯轻易相信。我记得当陈凯歌和英达第一次见我名片时则说：“啊，自由撰稿人在美国可是了不得的，没有真本事的人是不敢做自由撰稿人的。”他们对这个词不仅没有疑虑，还充满敬意。当然，他们是对这个词而非对我产生敬意。
汪：如果中国新崛起的自由撰稿人个个“有真本事”的话，他们同样也会对中国的自由撰稿人产生敬意。
伊：可悲的是，中国自由撰稿人形象在最近几年受到严重损害。不过这在我国也属正常现象，因为什么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都具有它的“特色”。
汪：你的《独走江湖》好像没有真正展示你精彩的性格？
伊：十年前，曾经在方刚的怂恿下，整理出一部二十万字的书稿。但后来我没有勇气拿给书商了。因为我自己不敢署名。书商坚持认为好销，我则毅然放弃了。不过也没白折腾，陆陆续续在各报刊连载，取得了经济效益。
2001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资深编辑宗颖，希望我把那些年的经历疏离一下。她当时对我讲了一番话：你多年从事文娱报道，却远离圈子，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在“娱记”和自由撰稿人双双遭到读者鄙夷的今天，你伊夫依然顽强地在风中飘扬自己的旗帜。无论对你伊夫持何种态度，提到娱乐报道，都无法漠视你伊夫的存在。
在她的帮助下，我以冷静、白描的手法，用20万字简单地回顾了这十年的曲折经历。但有些不是她可以左右和决定的。出版前，文稿中许多内容出现较大变化。其实，你比我更清楚，留下遗憾是正常现象。对了，我很想听听你教学体会。
汪：我时常被学生问住，那些学生很可爱，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很尖锐。让我有时竟然难以自圆其说。比如介绍张元的作品，我讲述了我的观点后，他们观摩完作品则得出与我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坦率地说出与我针锋相对的看法。我没有感觉教师权威受到损害，相反很欣赏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对我也很尊敬，我们更像是朋友而不是师生。
伊：课题纪律好吗？如果你太迁就他们，他们会不会很放肆，比如迟到、早退？
汪：我从来不想整治学生，上课不点名，他们偶然迟到一次后会自觉杜绝类似错误的。他们不是小孩子，都有一定的自律，我更喜欢他们的无拘无束和活泼。
伊：我接触你的学生，他们对你都非常尊敬。我很羡慕你，能通过你的言传身教来影响大批年轻学子。
汪：我曾经一直希望你来给我的学生客座讲课，但那时你每次到南京都来去匆匆。连我的学生都感到失望，他们其实很想与你对话的。
伊：对我有兴趣还是对自由生活状态的向往？
汪：谁对自由的生活不向往？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听说你这几年开始周游世界？你都去了哪些地方？
伊：我最初是随旅行社，去了几次东盟国家、欧盟国家和朝鲜半岛、俄罗斯等将近30个国家。后来我与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了背包自助游，先后去过南亚、中东、地中海沿岸等多个国家，很快将前往东非的大裂谷和野生动物园。
汪：你一定拍摄许多各国风情的图片和写了不少文章吧？中国人在国外能够得到尊重吗？据说各国对中国人的签证都很难？
伊：只有在国外，才深知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当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游人持护照可以长驱直入时，只有我们中国人被阻拦在门外，需要一番盘查和仔细核对，需要出示许多证明，我们的尊严受到极大的侮辱。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津巴布韦、肯尼亚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也偏偏对中国人这样不放心！
汪：你还总写那些尖锐的批评文章，是不是还要经常收到大量的起诉书？
伊：好几年没有上法庭了。因为过去尽管官司接二连三地找到头上，但是坚守职业道德的我因为最终没有败诉的记录，所以不敢自讨没趣地起诉我了。
汪：透过你的《独走江湖》与其他文章，我看到中国影视圈和新闻界在这不同寻常的十年里发生的巨大变革。也体味出奋斗精神对人的一生是何等重要。
有自己的个性并且勇于坚持，说来容易，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非常困难的。战胜自己的同时还要战胜环境，就需要足够的自信、勇气和毅力。你满意目前的生活状态吗？
伊：满意。你不是也一样吗？
汪：我是对我的年薪满意。不满意的地方也有啊，还没找到男朋友呢。(笑)从今年秋天开始，我对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有些惦念起来，遇到以前的编辑朋友，他们也老是希望我能够重新写作。弄得我心里痒痒的。
伊：你会重新写作吗？
汪：会的，我至少要把韩东的追踪采访做完。韩东的采访我已经做了两轮了。“断裂”行为之后，韩东写了两部长篇《扎根》《我和你》，目前韩东准备写第三部长篇，等这个长篇结束的时候，我将对他做第三轮的采访。
伊：那我就等待你的新书出版了。
汪：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