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1月刚刚开始几天，仅45岁、刚刚出名的导演于晓阳，便猝死于从湖北通往北京的列车上。几乎每请必去的于洋，这次由于丧子放弃了出席长春电影节盛会。这一噩耗似乎预示着这一年有更多的艺人英年早逝。
果然，生前最后几年新闻不断的陈逸飞，在春暖花开的四月便猝然去世。随后，“七一”刚过，一生只演一个人的特型演员古月，便在广西临桂的一个洗浴中心因心肌梗塞而撒
手人寰。
如果说以上两位的年纪已处于“英年”之上限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八月，多米诺骨牌般迅速地倒下的，可是两位真真正正的“英年”明星。巧合的是，无论是高秀敏还是傅彪，他们生前都是以喜剧演员的形象定格在观众心目中的。他们曾经带给观众的笑声和欢乐，不料又带给观众无限的悲痛和泪水。
这一年去世的还有《平原游击队》的“李向阳”，尽管他无法深入年轻一代观众的心里，但对于熟悉黑白电影的一代人来说，郭振清的消失，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明星陨落的开始。在演艺圈，还有一些默默无闻的死者，他们是替身演员及群众演员，因为拍摄现场相继出现意外而导致死亡。令人压抑的是，这些年轻的生命直到死亡之后，也没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生与死”真如孪生弟兄般地形影不离，英年早逝带来的震惊、惋惜，或默默死亡遭到的冷漠、轻视，都很快被“华表奖”大张旗鼓的分娩“多胞胎”所掩盖，一派莺歌燕舞、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的大好局面，演奏了中国电影的百年盛世乐章。
当然，另一个更喜欢称“与国际接轨”的金鸡奖，依然不屈不挠地继续沿袭传统生育方式——双黄蛋。虽然，“金鸡”一度有希望与耻辱的旧日决裂，但估计改革的阻力远远胜过动力，“双黄蛋”最终不再是“下与不下”的质量问题，而是“下五个，还是十个”的数量问题。
对于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奖项，不是每个电影工作者都有勇气拒斥的。虽然，有实力的导演和大牌明星可以拒绝出席这样的颁奖典礼，但只要是光临现场的，无一不做出激动万分的虔诚样子表示惊喜和感动。
对比之下，巴金先生简直是太迂腐了！如果说不去领那没什么意思的奖也罢了，但以您的名义设立个“巴金文学奖”，怎么也居然不肯同意？现在，五花八门的奖项这么多，难道多一个“巴金文学奖”，文艺的春天就被泛滥成灾的奖项玷污了吗？
尽管我们自家有如此繁多的各类奖项来鼓励优秀作品问世，尽管我们自家的电视台严格地把黄金时段留给国产“力作”，可惜，“韩流”依然锐不可当地汹涌而来。哪怕是夜半三更播出，哪怕是“影视大腕儿”齐声呼吁抵制和努力劝阻，相当多的观众，却中了邪似的纷纷变成韩剧的俘虏。
爱国的影视大腕儿们，从民族危亡的高度力主行政干预，要求国家政策对韩剧再进一步限制。显然，“恐韩症”已经从足球场蔓延到影视圈。可惜，闭门锁国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昨天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今天韩国的冗长的言情剧，明天，说不定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就会趁虚而入，只要自己“虚”，总会有趁人之危者！
“超女”的横空出世，显然也是趁“国嘴”把持的栏目差强人意之危。“超女”作为一种娱乐现象，颠覆了观众只能从属于被动欣赏的习惯，演变成更多群体相对平等的参与。这场娱乐盛宴，招来无数食客争先恐后地吃白食。甚至连三亚的“金鸡奖”颁奖典礼和大腕儿导演们新作的首映式，也要挤上能立即带来人气的成名快车。
借鸡生蛋，也是目前娱乐圈生存与发展的秘诀之一。独具慧眼的“文化”商家借田亮双人合作的“奥运冠军”之力，旋即推出田亮“装靓扮酷”的写真集。可惜生不逢时，印度洋巨大的海啸灾难，不仅吞噬了数十万南亚人的生命，而且也把田亮从“国家跳水队”的跳板上无情的掀翻。
原本自己快乐也给大众带来快乐的赵本山，由于不慎把脚伸进绿茵场，立刻得出结论——中国足球的水太深！太脏！对此伤透了心的笑星痛苦地发誓：今后不想再去碰足球，即使给他足协主席的位子都不去。
同样横跨体育界与娱乐圈的另一个人物是高峰，足球场上的失意，陆续在情场上得到补偿，真可谓“堤内损失堤外补”。非婚生子的抚养费尚未缴清，婚内生子也变成了单亲之子。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贡献却集中在娱乐版的花边新闻上，这样的奇迹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
不必以道德标准来评判娱乐版上的新闻或绯闻。一口咬定黄健中的原告，在关于“性交易”的绯闻渐渐平息下来之际，突然起死回生。再次把黄导演拖入尴尬的境地。李金斗在酒后自己“不知做了些什么”的情况下被偷拍下来。这盘录像带比莱温斯基的“兰裙子”还有杀伤力，好在李夫人深明大义、满不在乎，表示即使发生了什么我也不会离婚！
同样有些不爽的是，蒋大为再次被债主堵门讨债而扭扯到附近的派出所里，更因小失大的是，最终还导致了他的《艺术人生》被取消播放。张铁林显然幸运得多，“欠账”不还被人家告上法庭的漫长诉讼后，虽在今年终审被判败诉，但他依然风光无限地着一身清装，在荧屏前晃来晃去。
另一位近年来也总是热衷于清宫戏的王刚，正义凛然地痛斥《康熙来了》“超出道德底线”。他无法目睹、容忍现代社会的“恶俗”和“下流”怪现状，遗憾的是，《康熙来了》不属于广电部管辖，在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之前，我们目前还不能强迫取缔这档“伤风败俗”的娱乐节目。
然而，海峡对岸的艺人如果其艺德超出底线，我们还是可以约束的。不过，齐秦因总迟到给剧组带来诸多烦恼后，剧组居然采取一味迁就的绥靖政策。于是，这也形成一个奇特现象——港台演员历来以认真、守时、敬业、谦逊而著称，可一旦来内地就难免水土不服了。
如果齐秦的迟到暂且算做“文攻”，那么邵兵打人、郭冬临脚踹以及王志文“抓扯”娱记可就是地道的“武卫”了。邵兵不是冤枉地称是“保安粗鲁在先”才激起他发火吗？勇猛一脚的郭冬临，好像也找出了“武卫”的正当理由。至于王志文所在的剧组，更反戈一击称对方是在“寻衅闹事”。
虽然是以笔做刀枪，但以红学家自居的权威人士，在攻击刘心武的《红楼梦》“揭秘”时，其气势和强度丝毫不亚于郭冬临的勇猛一踹。这些由纳税人供养、依附在贾府、大观园的红学家们，似乎比曹雪芹先生底气更足，决心扼杀贾府和大观园以外的任何有关《红楼梦》的异端邪说。
同样显然霸气的是陈凯歌的发行商们，他们居然敢对媒体提出“不许有负面报道”的无理要求。看似荒唐的背后，折射出媒体与电影双双的悲哀和尴尬处境。一个连不同声音都经不住的电影市场，怎么可能抵御外来大片的强攻硬占呢？
其实，我们的影视市场不仅面临外来的强攻硬占，也遭遇着蛋糕分配的内部纷争。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的编剧们，再次联手向操纵他们命运、又离不开他们的制片人、导演发起挑战。但劳动成果被剽窃、明抢、篡改、蹂躏的屈辱日子，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明天彻底终结。
功成名就的大明星们虽说不必担心制片人和导演的欺负，但他们宅电、手机号码等私人信息的大暴露，顿时使他们失去了无形的保护屏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后又有24位“名人”的身份证玉照在网上流传。冯小刚曾因有杂志泄露了他的私宅而大发雷霆，如今，冯小刚再扬言打人时，恐怕就不会再孤军作战了。
明星广告今年真正遭遇了严冬。想当初，唐国强等人为“不孕”患者指明方向时，几乎连稳健、谨慎的媒体都不敢对此提出疑问。但明星把广告“玩得太大了”，结果物极必反遭到封杀。陈小艺母子成为这次严打的祭品，起到了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
如果在金钱与信誉之间选择，变脸艺术大师唐国强肯定抢走前者。昨天明明在大庭广众之下红口白牙地赌咒发誓“不再接拍药品广告”。可今天在7位数字的酬金面前，他立刻由虚假广告的“受害者”变成将诺言抛弃得一干二净的健忘症患者。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的确不假，年末之际，“艺术”的陈凯歌、“商业”的冯小刚和“炒作”的张纪中等三人齐刷刷地拜倒在阿里巴巴那条价值3000万元的石榴裙下。“友情”也罢、“尝试”也罢，总之，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市场经济刷新了人们的观念和意识，连老艺术家孙道临也不再“羞于谈钱”。当他认为不必要的采访耽搁或影响了自己正常的生活时，鼓足勇气向对方提出经济补偿的条件。这以前，他还与上海的一批老艺术家们，联合向邻省一个经济效益甚好的企业滥用他们招牌赚钱，坚决地说出了“不”字。
另一位戏曲艺术家生前没勇气这样维权，只是在遗嘱中旗帜鲜明地表态：剥夺非亲孙女对“小香玉”名字的使用权。封存一年的常香玉遗嘱经过曝光后，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一些渐渐处于边缘的艺术品种，在危亡之中苦苦挣扎的困境。
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王小帅，在经过长达10余年的地下状态后，终于名正言顺地捧着《青红》迟迟登场。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小伙到承认自己“人到中年”，第六代导演们错过了“创作旺盛期”最佳时机。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起步太晚，但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起步”，都将标志着中国电影事业的成熟和电影生命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