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这场关于“陈凯歌PK胡戈”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公共讨论的空间——有了一个自由言论的空间，就要求所有参与到这个空间来的人们，要保护它，遵守它的规则，让我们在不同维度的交锋辩论当中，变得更加聪明和练达。
在沸沸扬扬的“馒头事件”中，人们有理由指望陈凯歌更加富有“气度”、更具有“幽默感”，或者更加通晓“娱乐精神”等等。当然，陈凯歌最好拥有这些，这样他这个人
才更加完备一些，他的做法才会令人们更加满意一些。
但是，说实话，这些东西不能作为“要求”而提出来，尽管它们实实在在都是为了陈凯歌好。因为所谓“气度”“幽默感”都是诉诸于个人的脾性或者素质涵养，而个人的脾性是允许多种多样的。一个人缺乏幽默感的人，并不妨碍他拥有其他方面的优秀素质。而时下的所谓“娱乐精神”，也有被强调得过了头的危险，好像不提供娱乐、不参与娱乐便是一种新的罪名。其实这恰恰违背娱乐精神即一种放松的精神，“必须娱乐”成了一种语言暴力。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即有关我们所处的公共生活。
所谓“公共生活”就是不同背景、利益、兴趣的人们彼此在一起的生活，承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兴趣和出发点，尊重每个人从他自己的位置上看世界的立场，而不是以“公共”的名义扼杀个人的眼光要求，这是公共生活的起点。没有五光十色的不同立场，就没有正常的公共生活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公共生活就是“七嘴八舌”的生活，就是充满“闲言碎语”的生活。任何人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事实上他已经处于这样的公共生活当中。
而所谓“公共话题”，也远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社会大事件，而是可以就任何共同关心的问题，随时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就像“三人行必有吾师”一样，“三人行，必有公共讨论”。电影《无极》面世，同时意味着提供一个公共话题，人们可以就这部影片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与他人一起，分享一个话语空间。胡戈先生的那个惹是生非的东西，是以他自己喜欢和能够驾驭的方式，发表了他个人对于这部电影的看法。目前这场关于“陈凯歌PK胡戈”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公共讨论的空间。
公共生活当然有公共生活的要求和规则，而且它们不同于对于个人涵养的那些可有可无的要求，是参与到这个空间来的成员，人人必须知晓的。对于陈凯歌来说，如何对待胡戈的那个玩意儿，一方面涉及电影《无极》著作权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他如何对待有关自己电影不同意见。
当然，来自胡戈的意见可能比较尖锐了一些，方式也新颖独创了一些。而如果不涉及影片的著作权，就只剩下了一个如何对待尖锐的批评意见的问题。而当陈凯歌痛陈对方做法“无耻”的时候，到底是因为“侵权”还是因为“恶搞”，所传递的信息不是十分明确。
应该说，公共生活中的任何人都得有这样的承受能力，随时准备听取不同意见，哪怕是不合理的意见(只要不是犯法的)，而不要把不同意见当作对于自己的挑衅，当作是故意和自己过不去，故意丢自己的面子。有人就得那样说，就喜欢那样说，这是他自己的事情，有时候甚至与当事人没有直接关系。笔者以为，胡戈弄出这样一个东西，既不是针对陈凯歌的，也不是针对电影《无极》的，而是针对一个好玩的东西，要把它弄出来——我同意他本人这样的说法，做这个东西是出于学习的需要，当然同时是出于令生活变得“有趣”的需要。
作为公众人物，在听取不同意见方面，应该比一般人拥有更多的自觉，把不同意见的存在看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看成是自己所获声誉必须付出的税款，乃至看成一种为了健康的公共生活所尽的义务或者所付出的代价。这样说，所适应的范围远远不只是针对娱乐界，各行各业的公众人物，都必须为自己突出的公众形象交纳这样那样的税款。允许别人“砸砖”，允许别人扔鸡蛋，是每一个公众人物本职和业余的工作。
反过来，如果有这样一个不同意见存在的平台，有一个自由言论的空间，那么所有参与到这个空间来的人们，也要对自身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护它，让它名副其实，让我们在不同维度的交锋辩论当中，变得更加聪明和练达。这就要求每一个发言的人，有一个自我约束，要讲理性、讲道理，提出令人心服口服的理由，来加入正在讨论的话题，而不是简单地举手表态，更不是看谁的嗓门大，看谁更加愤怒，更有声势，更会骂人。不仅是知识分子，每个人都要努力成为讲道理的人。我们人人都知道痛恨不讲道理的人，那么，我们自己就要学会讲道理，以理服人。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笔者以为网上有些对于陈凯歌的批评是比较非理性的，有人甚至说不知道陈凯歌为什么获得那么大的声誉，这就不实事求是了。你可以对《无极》有意见，但是这不等于说陈凯歌每一部电影都不好。陈凯歌的《黄土地》《孩子王》和《霸王别姬》，都是非常好的中国电影，他的成就摆在那里，是抹煞不了的。包括《无极》，也不等于一无是处。《无极》中仍然有陈凯歌始终在思考的东西，他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轨道往前走，也许与别人不是很合拍，也许完全不适合做一部商业电影。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