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中国EMI百代唱片正式发表声明承认旗下艺人花儿乐队作品抄袭的事实，以此宣布这起抄袭案暂告一段。有评论说：“抄袭在国内流行音乐作品是比较普遍的，只不过花儿撞在了枪口上。”的确，从年初开始，关于“抄袭”的话题就从未间断。是什么原因让花儿们走上了抄袭的道路，唱片公司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事实中又做了什么？面对流行音乐从学习到抄袭的轨迹，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市场越来越大的今天，流行音乐的路反而越走越窄？
而就在抄袭案炒得沸沸扬扬的同时，3月14、15日，一群活跃于民间的不知名音乐工作者在北京无名高地酒吧举办了两场民谣弹唱演出，以纪念民族音乐家“西北民歌之父”王洛宾逝世10周年。两场演出都没有华丽光鲜的舞台，也没有昂贵的音响设备，更没有明星大腕，但仍然吸引了众多爱好民间音乐的人前去聆听，王洛宾留下的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旋律和不加修饰的演唱也得到了观众真诚的掌声和喝彩。不过与明星演唱会的热闹和疯狂相比这两场演出声音弱小微薄，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为此，我们不禁又要问：属于我们自己的民间音乐将走向何方？
音乐评论家金兆钧曾以“从花儿乐队想起王洛宾”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论，他说：“抄袭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还会有。花儿这件事如果仅局限在抄袭的技术分析和道德批判上，对中国音乐的建设意义并不大。抄袭事件折射出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年轻音乐人的音乐资源过于贫乏，取材范围过窄，他们关注的仅限于欧美流行音乐这一块，对民间音乐的了解和挖掘都太少。”同时他还指出：“地球上最后一个音乐宝库就是中国，建议音乐人向民歌取经，民间音乐是一座巨大的音乐宝库，是可以培养出伟大的音乐人的。”虽然不知道这两句话能不能得到业内人士的注意和认可，但至少为上面的问题作出了解答。
面对流行音乐的路越走越窄，民间音乐前路渺茫的现状，流行音乐和民间音乐之间如何取舍，怎样结合，都是急待研究和开发的课题。
王洛宾，纪念的意义何在？
3月14日晚，百代公司负责人及花儿乐队主唱张伟在新浪对“抄袭”事件进行解释，同晚，由民谣歌手洪启发起的“往事歌谣——纪念王洛宾新民歌音乐会”在亚运村无名高地酒吧举行，另一场由民谣歌手小河和李旦发起的“歌声抽在我背上——向王洛宾致敬北京民谣弹唱会”也于15日晚举行。民间歌手对王洛宾和民间音乐的尊崇与百代唱片和花儿乐队对抄袭事件的狡辩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情，恰当地反映了当前民间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现状。
王洛宾一生扎根于西北，搜集整理并创作了近千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他的作品中，《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马车夫之歌》、《哪里来的骆驼队》、《大坂城的姑娘》等等，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唱出来的歌曲。而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更是人人知晓，至今流传。他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对流行音乐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是在3月14日，王洛宾逝世10周年的当天，只有这几位不知名的民间音乐人以民间的形式在纪念他。这位为民间音乐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民音乐家几乎被所谓主流舞台的音乐人遗忘。
洪启说：“王洛宾从来不说自己是‘西部歌王’和‘民歌之父’，他只说自己是个‘传歌人’。在我看来，在广阔的大地之间，‘传歌人’是最伟大的圣人；我们学习古代的歌手，用最真诚洁净的情怀，用简单质朴的形式，把他的歌曲传唱五百年吧！”当晚，洪启与张广天、李广平、黄燎原、罗琦等人一起唱起王洛宾留下来的旋律，并将王洛宾的画像置放于酒吧门口，进去的观众从画像上踏过，在演出即将结束时歌手们把画像擦净，高高挂起，这也许正是他们想要表达的观点。
而走在实验和先锋前阵的民谣歌手小河同样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王洛宾的尊敬，由他和鼓手李旦发起的“歌声抽在我背上”纪念演出召集了北京最活跃的民谣歌手，在演出前还自己上街发演出宣传单，第一天因场地太小中断演出后，第二天继续进行。15日，小河、万晓利、周云蓬、钟立风等民谣歌手都演唱了王洛宾创作的歌曲，此外他们还用自己创作的歌曲表达了对老人的尊敬。盲人歌手、诗人周云蓬说：“王洛宾是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这有目共睹，不过在纪念他、唱他的歌曲的同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怀念里，更应该以此为动力，走在民间音乐挖掘和创作的路上。”
王洛宾之子新疆洛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海成先生说：“我父亲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精神的人，王洛宾的音乐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随着时光的流逝，现在很多人连王洛宾是谁都已经不太清楚了，纪念他是一个音乐良心的问题，我很支持，时代不应该忘记他！”
在流行音乐逐渐走向娱乐化的今天，音乐产品的商业价值被扭曲，整个行业过于急功近利，路越走越窄，抄袭的出现也是必然。不过，在抄袭的背后，王洛宾这样的优秀音乐家却处在被人遗忘的边缘，洪启、小河们虽然走在了向民间音乐取经的路上，但毕竟是少数，还没形成更大的规模和影响力。
先锋戏剧家张广天在纪念音乐会后写下这样一句：“《在那遥远的地方》给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一个说法，也向世人展现了这个族群特别的活法。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只要唱起这首歌的旋律，就有人知道你是来自美丽中国的人民。”道出了民间音乐的真谛。
民间音乐，自由还是革命？
在西方，民间音乐统称为Folk music，而受西方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在中国呈现两种形态：一种是长于本土的民歌，另一种是基于民歌和西方音乐之间的民谣。
《现代汉语辞典》中关于民歌的解释为：民歌是指民间口头流传的诗歌或歌曲，多不知作者姓名。这种对民歌的解释，与台湾学院派传统民歌论者对民歌运动反驳的理据是一致的——民歌不是某个人创作出来的，它必须产生于民间，一旦流传之后就演变为集体创作，且未被写定之前，它必须口头流传过相当长的岁月。
而民谣，意思就是民间的歌谣。是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劳动中集体创作的，用以表达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态度、意见和要求的，或者记录他们对于自身生活的认识、预言和向往的，形式上通俗诙谐而表述的意义却又含蓄深刻，且具备诗歌的特点，便于传唱的歌谣。民谣之“谣”，《康熙字典》中解释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又说：“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说明民谣是没有一定乐律的限制的，形式自由通俗。不过发展到今天，民谣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一般把基于民歌基础上结合西方音乐表达形式的再创作当作民谣。而民歌也出现了“现代民歌”或“新民歌”的说法。
《读库0600》有这么一段：追溯“现代民歌”的源头，不得不提到30年前台湾兴起的“现代民歌运动”，不过发展到今天，“现代民歌”是不是民歌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当时的年轻人的确“有自己的歌可以唱了”。唱自己的歌，表面上看来并不是什么奢侈的要求，但台湾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能够真正代表年轻人心声的作品——“年轻人除了一再复制老一代外省人从大陆落荒而逃的莫名恐惧，很难在生命的欲望及活力中找到什么出路”，电视10点以后停播，幸运一点的可能读到《文星》杂志、乡土文学、30年代的影印小说，或者拥有驻台美军电台拷贝出来的美国排行榜塑胶唱片，但大多数年轻人的精神生活都贫乏而窒息。现代民歌运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这一代人的生活，一把吉他，多数学生都可以负担，“唱自己的歌”的口号蔚为流行。年轻人拿起手中的吉它，写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唱过一个时代。
民间音乐因受到流行音乐的冲击，真正的民间音乐却越来越少听到，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所谓“原生态”也被加以商业的修饰后成为卖点。而“新民歌/民谣”在国内也出现了不同的形态，学院派、左倾派、自由浪漫主义派等等，他们在观点和表达形式上已有明显的分化。
先锋戏剧家张广天也是新民歌的积极实践者，也是洪启发起的“新民歌”运动的有力支持者，他认为：“民歌的意义在于反抗，不在于单纯愉悦耳朵，民歌是独立于资产阶级官府统治之外的活人的心声，是民意，是革命的立场。叛逆，一路叛逆下去，这就是民歌的全部。”带有明显的革命性和激进色彩。
而作为独立民谣音乐人的周云蓬则认为：“我觉得音乐首先不能目的先行，一个好的作品包括了对社会的质问，但必须先有作品，然后才有意义，像小河有首歌唱的是新闻里看到一个老头跳楼的消息，专辑里“24度”这样的歌都是很批判现实，反省现实的。我觉得音乐比革命更伟大，他远不是一个改良的工具，那只是他的一个属性，音乐自身应该有更广阔的价值和空间。好的音乐打动人了，自然就达到了目的。” 而民谣歌手钟立风也认为，创作是不可知的，不是说先有主观的概念：“小河的歌是很写实的，并不是去批判，表达得很诗意很有想象空间，里面包涵很多情绪，一种无边无际的力量和爱。”
周云蓬还认为：“真正的民歌可能要面临消亡的命运，因为民歌的再生能力差，就像森林一样，砍一棵就少一棵，也许将来城市里也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民间音乐。”
创作，该去哪寻找资源与灵感？
之所以流行音乐的道路越走越窄，与唱片公司在商业上的急功近利不无关系。大部分艺人受限于出片数量的压力以及频繁的宣传和商业演出，失去了很多生活空间和创作时间，走上抄袭的捷径也就不难理解。加上风格单一化，受众单一化，传统市场逐日消退，网络盗版日渐猖獗，大部分公司注重眼前商业利益，盲目跟风制造复制品的行为也不难理解。评价一张唱片不是单纯的好不好听，流行不流行，时尚不时尚，而是音乐本身是不是作出了探索，若干年后拿出来是否还值得一听。以此来说，每年发行的上百张流行专辑里，能够给人留下此印象的屈指可数，大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快被遗忘。对此，民谣歌手钟立风说：“流行音乐大部分都在歌唱小感情，小资情调，只能给人带去短暂的愉悦，没有生命力，其实这些感情对于整个人生来说太小了，音乐应该有更广泛的题材，包含更多的爱。”
而面对炒得昏天暗地的抄袭事件，民间音乐人们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抄袭应该是触犯了底线的问题，没有道德底线，学什么都没用，只要热爱音乐就会自然去追求美好的音乐元素，特别热爱音乐的人是不会去抄袭的。”周云蓬也表示：“目前流行歌手自主能力太小，被公司当作单纯的产品，应该在能够允许的情况下，自己自主一点。行业里流行的“包装”这个词，本身就很奴役化，体现歌手在利益下没有自主权，公司的操作过程像个阴谋的流水线一样，有些人想创作，想写歌，但做不到，民间歌手这种情况更小，是因为没那么多限制。”他认为，只要解决了道德底线的问题，只要热爱音乐，流行能向民间学习也是件好事。
钟立风则认为：“流行和民间能一起学习，一起走的话可能会有更好的契机出现，民谣歌唱的是生活，创作来源于对命运的关怀，对土地的热爱，是对生活的大爱。民谣歌手看似平淡的写作，但无不展示了对生活生命的热爱，周云蓬《不会说话的爱情》一首歌就表达了很大的爱情观，折射了生命。包括万晓利的一些歌，他们也很关注爱情，但不会局限在小爱里无法自拔，而是放大的。”他认为，流行歌曲应该走进民间，互相放下所谓的面子，民间会赋予流行很多东西，流行也会赋予民间一些启发。“音乐创作中，内心要有爱存在，光去捕捉生活是不够的，放低自己的心态，关注边缘的事物，永远不要为了写一首歌而写歌，而是因为爱而自然产生的旋律，还有就是要不断去学习，看书或者看电影都特别受用。”
周云蓬9岁失明，但一直坚持行走于祖国各地，直到现在他每年都坚持出去行走：“长时间呆在一个地方会让人感觉麻木，很枯竭，而行走可以带来很多未知的体验，可以激发人的思维，包括创作。”他乐于搜集各地特色民歌以及各种声音，并把这些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他认为民间音乐目前的困难不在于外界，当一些强大的市场需要的时候，肯定要求有一定的艺术水准，虽然民谣有时候很自由，几个人在现场可以即兴发挥，但这是必须要有雄厚的技术作为支撑的。而对于流行音乐创作中闭门造车的现象，他认为：“适当的行走是需要的，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有些人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关键在于个人的悟性，能通过一些信息得到思考，有些人停止了思考，出去采风也没用。”
敢问路在何方？
金兆钧在文中提到：“向民歌借鉴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崔健，崔健很智慧地吸取了民歌的资源，他的《假行僧》那首歌，有人认为“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这几句的旋律是抄袭了少数民族的民歌，但其实这首歌只有前两句是借用，后面都是崔健自己的创作，这首歌当然是崔健原创的优秀歌曲。”
但这样成功的例子毕竟是少数，特别在流行音乐里，虽然也经常有人会借用民歌元素，但大多数流于形式，没有进入到民歌的内部，没用好的反而让人产生反感。就像像旅游产业里的一些民歌服务，即使是学来的民歌，但不一定能学到了确切的内容。
而民间音乐人也同时处在一个尴尬的状态：不为人知，作品流传不开来。比如公认为最优秀的民谣乐队——“野孩子”，他们的音乐在圈内有口皆碑。生长于西北的他们，长期生活在民间，参加每年的“花儿会”，用最朴实的音乐歌唱黄河，歌唱土地，歌唱生活。后来在北京开了“河酒吧”，曾一度成为京城民间音乐人的聚集地，他们一边歌唱的同时，也给了一批民间音乐人帮助和成长的机会。但由于他们对民谣音乐的坚守和对商业的排斥，只制作了几张小样在小范围流传，直到2004年末主唱小索因病去世而解散也没有正式专辑面世。一支优秀的民谣乐队，几个优秀的民间艺人，一批动听的歌谣就此只生存在有限的小范围里。
而在台湾，70年代“新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胡德夫于2005年发行了30年来的首张正式专辑《匆匆》，在台湾唱片业萧条、盗版猖獗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近3万张的惊人销量，而且这张专辑也被内地众多媒体评为2005年最优秀的专辑之一。内地的“野孩子”和胡德夫相比，直接反映出民间音乐的处境问题。既然说民间音乐是流行音乐吸取营养的最后一块沃土，那我们的民间音乐又是怎样的现状，将面临怎样的生存环境？
面对生存环境的现实，周云蓬说：“客观来讲，你不占领阵地别人就会占领，让更多的人听到，效果肯定会更好。民谣是一个中间地带，相比摇滚更容易让人接受，现在民谣的演出人都挺多的，但要扩大听众群，还是要靠出专辑或更多的演出。”目前，周云蓬、小河、万晓利、钟立风等民谣歌手都发表过专辑，也得到了一部分音乐爱好者的认可，但他们大多数还是主要靠酒吧演出微薄的收入维持日常生活。“音乐在于消化，最终还是要靠一个人的悟性，以及对音乐的良心，不要拿它当工具，比如你爱一个女人跟她结了婚，但不能拿它当工具，音乐也是一样，如果只是拿它当作赚钱的工具，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音乐。”周云蓬为代表的民间音乐人对音乐的态度与外表光鲜的流行明星相比，明显更让人信服，只是认真对待音乐的他们，生活上与明星基本没有可比性，商业与音乐性的平衡，流行与民间的结合一直是命题的关键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