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贾樟柯凭借电影《三峡好人》获得金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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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得威尼斯金狮的那天晚上，贾樟柯有点兴奋地喝高了。但第二天在接受本报记者越洋采访时，却又飞快地回复了他一贯的谦虚理性。影片将在国内公映，获奖无疑成为一个良好的前奏。采访的话题并未紧紧围绕影片展开，记者更关注于他作为中国第六代领军导演未来的命运。在经历《世界》浮出水面的喧嚣和票房冷静之后，今天的贾樟柯心里又在思考什
么？他是否也会像张艺谋陈凯歌一样终有日弃艺术择商业，扛起中国电影产业的大旗一路狂奔呢？
不是为我而设的惊喜
南：当天拿到这个奖，觉得意外吗？
贾：还是很意外，因为之前颁奖前一天晚上，大会通知我们，让我们留下来。大概我们猜是记录片得奖了，因为大会也非常轻描淡写，问我们“需要几张票”，然后我们说八张票，他们说“那不行，我们只有六张”，所以我们觉得有奖拿，但可能不是特别重要的奖。第二天去了之后，我们是第一个入场，进去之后也稀里糊涂的，在颁到记录片奖的时候，我们没有拿到，因为给了斯派克·李，我们整队人就觉得很奇怪，大会是不是搞错了，最后宣布(我们得的)是金狮奖的时候，那一刹我很快调整过来，好在我比较从容吧，这总体上也不是意外，因为有十年的努力在那儿，还是比较激动，但是也比较镇定的。
南：这次你是两部片子都拿了奖了，可谓是满载而归。
贾：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
南：当时你拍的时候，这两部片子是在一起拍的，在电影节上放，感觉挺完整的。现在两部片子都得了奖，那为什么当时他们到最后一个才宣布你们入选呢？这里面有些什么故事吗？
贾：中间大概最早就是三月份，威尼斯开始选片了，当时马可(Marco Muller，威尼斯电影节执行主席——记者注)知道我有两部电影，他希望最起码有一个去参加，然后我就选择纪录片来做，因为纪录片我们只有六七十分钟的片长，后期的压力不是太大，故事片工艺就比较复杂，而且当时我家里面也出了很多事情，我要处理老家的事情，父亲过世了，然后故事片就一直停顿着。后来他(马可)看了纪录片之后说肯定要，然后他问我的制片人周强，能不能也看看故事片的初剪。初剪给他之后，他就跟周强有比较多的联络，他希望我们能赶，当时我不太愿意赶。后来纪录片整个做完之后，录音师开始转到声音的制作上，所以到他宣布的时候，我们的后期还没做完呢，所以我不在名单里。因为对我对他来说，都不太确定，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完，他也不能贸然的宣布，因为我们做不完的话会是一个事故，然后大家就一边做一边看，正好他在三年前创作了惊喜环节，第一年就是金基德的《空房间》，第二年是北野武的《双面北野武》，那他说“我们就试一试，如果能赶出来的话就把它定成惊喜影片”，所以说这都是不确定的一个状态，直到我临上飞机前一天，大家都认为后期没问题了，他们官方才决定邀请这部电影了。
南：看当天的赛果评论，其中讲到马可在对你的《东》在纪录片展区参赛有“附加印象分”，之前又宣布神秘参赛影片浮出水面，令你的得奖“有种不真实味道”，好像暗指主席对你的影片偏爱有加啊。
贾：那不会，我觉得是(片子得奖)是一个实际的情况吧。因为一部电影他们如果不喜欢，就不可能选进来。实际上作为惊喜是因为他们首先有这个环节，他不是为贾樟柯创办的这个惊喜环节，它是三年前就有了。然后再一个原因就是的确是后期没有做完。整个评审团的构成非常独立，组织者并不会干预评审的工作。
幸福来得还是早
南：之前你的《站台》和《世界》都在威尼斯获得过提名，这次终于拿大奖了，你觉得来得正当其时还是有点晚呢？
贾：对于我团队的同事来说，是晚了点，大家都觉得2000年的时候《站台》擦肩而过，当时国际评论包括影评人，片子应该说是轰动威尼斯吧。当时在十个影评人打分里面，我们是很高的，所有的媒体都预测我们能拿到金狮，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拿到，那个时候挺遗憾，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觉得这次这个金狮奖晚了六年。但对我来说，我还是非常惊喜的，我觉得幸福来得还是比较早的。第五部电影，三十六岁，我觉得，不错。
南：第五代导演他们当时也是获得三大电影节的认可之后，正式奠定在国内的地位包括拉投资很容易了，你觉得这次得奖会不会带来这种方面的转变？
贾：其实这个转变早在《站台》时就已经开始了，《站台》之后基本上我融资都很顺畅。如果我决定拍一部电影，基本上能在两到三个月把资金准备好。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次得奖的意义就是，国际影坛给中国年轻导演一个肯定吧。因为十几年里面，从张元(blog)导演第一部影片开始，然后是王小帅、娄烨……一路以来，大家都在努力，不约而同都关注中国当代现实，让中国普通人的生活能够在银幕上得到尊敬。那么这种努力、持续的努力，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肯定，我觉得这个意义对我来说更重要吧。
南：现在我们都还没有看到片子，但评论说你的这部作品又“回归‘城乡生态写实’的传统强项”，你觉得这个片子相对于《世界》来说是不是又有点回去了？
贾：我觉得不是。从美学上来说，经过《世界》严谨的美学上的思考之后，到《三峡好人》时我觉得我能够摆脱美学的负担了，然后到了一个非常自由的直接感性的拍摄里面。整个影片又能保持一个美学的统一性了。没有《世界》那样一个过程，不可能有《三峡好人》这样一个结果吧。我觉得每个导演都有他成长的过程，《世界》是无可回避的一个过程。
我理解张艺谋他们的转变
南：你回到国内还会坚持现在这种路线吗？就是拍这种艺术片。
贾：我觉得我不会改变吧。我还会按照我自己拍电影的那种方向做下去，不会有太多的改变，自然而然的，什么阶段想拍什么电影，就去做。
南：《世界》是你第一部与国内观众正式见面的影片，对于后来大家的反应，你是否对现在有一个更清晰的认定？
贾：《世界》的国际反响非常好，我们也是第一次在北美有那么好的反应，我们去年拿到了多伦多影评人协会的最佳外语片，美国各个影评人协会的年度总结里面我们差不多拿到了五个前五名吧，这是《世界》对我们开拓北美市场的比较大的帮助。现在我觉得坚定一点，能够被国际观众认知的并不单是那种没有国家背景没有时代背景卡通片那样的动作电影才是中国电影的唯一道路，中国现实的电影一样能够被全世界的人所了解和接受。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我应该坚信的。
南：经过《世界》的探索之后，可不可以说你现在可能会更加依赖国外的观众呢？
贾：不会。因为开始也在开拓国内的观众嘛，《世界》干的并不是太好，所以《三峡好人》能干得更好一点。对国内的市场来说，我们并不急躁，所以拿到这个奖，从国内市场考虑，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期望，还是能做什么就算什么，很自然很平和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吧。对我们一个回收的结构来说，颁奖前一天我们已经售出了四个国家的版权，现在他们在多伦多跟好多国家的发行商在谈，多伦多可能签到的会更多吧。国际销售就可以说能够保证电影回收的顺畅了。至于国内，就不把它当作一个生意去做，而是当一个事业去做吧。
南：会不会有一天你也像张艺谋陈凯歌那样转型拍商业片呢？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商业大片”，他们现在备受诟病，觉得好像是在迎合市场，你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转变？
贾：我个人很理解他们的转变。因为导演有转变和尝试的自由，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目前还不会，因为我自己还累积了太多的故事，太多想拍的电影还没有拍。
南：那也就是说你可能还要等一个阶段，要把目前的这个阶段做得更好，是吗？
贾：以前我好像说我拍电影就像把心里的石头搬掉一样，现在还有一大堆石头呢，可能搬掉之后才会有兴趣去尝试别的类型和题材。
电影除了产业的要求，还有品味
南：你现在期望拍一些投资比较大的片子吗？
贾：我不会主动这样想。我一直有个观点，我们这个团队操控资本的能力完全没问题，如果一部电影需要一个亿，我相信他们用半年的时间可以筹措到这个资金，但问题是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你不能为了高成本而高成本。对我来说，下一部电影需要五千万，给我四千九百九十九万都不够，因为我差那一万块钱。如果我需要一百万，你给我一百零一万，我就觉得这是高成本了，因为你多给了我一万。所以我不会为高成本而怎样，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笨的方法。
南：也就是说你不会为迁就市场而刻意做一个什么改变吗？
贾：对。因为我从拍电影开始，就建立了我的一个原则——我只拍我要拍的东西，我只要我要的预算。我不会去做那种“贾樟柯，这里有个剧本你去拍”或者“你能不能拍”，我不做那种“定货式”的电影，我只会是“我有东西，你要不要做”。所以这也可以算是我一开始就确立的一个原则，现在也变成了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法吧。
南：其实你知道这几年国内的电影环境，一直在提电影产业化的问题，中国的电影要强大必须得有这样的片子去吸引观众，不管你说三大导演的片子现在拍出来有多少人骂，故事不好什么的，但是它毕竟有票房在那里，这也是让电影局特别开心的一事。那你怎么看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它作为一个工程，你又是一个“第六代”中坚分子，你觉得你有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参与？
贾：我觉得每个导演对于中国电影来说，都是有责任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工作的习惯和工作的方向可能要区分，现在这个大的工业环境，可能负责任的不单是张艺谋、陈凯歌，也有贾樟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电影它除了产业的要求，它还有品位的要求。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高品位的文化电影，那么它的文化影响力是有限的，非常有限。一个有一亿观众看的电影，和一个有一百万观众看的电影，如果它们在文化含量上不同的话，一百万观众看的那部电影它所爆发出来的价值和影响力并不比那个一个亿观众看的电影少。这个环境里面既要有人对工业负责，对产业化负责，变成推动性的力量，又要有人对文化品位和文化质量负责。电影它既有文化的属性又有工业的属性。只有工业电影，那它的背后是没有原动力的。像好莱坞电影，他们背后其实是有欧洲电影思想力的支持和新的电影方法的推动。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多元的看法，不能说只是觉得票房票房工业工业，那么电影作为文化的影响力就很差了。总体从文化角度来说，你越是强大的国家，你的影像输出应该越是强大，那么这个影像输出里面最先走出去的应该就是艺术电影，韩国电影的道路就说明这一点，一开始他们能够输出的并不是商业电影，他们输出的都是高质量的文艺片，然后商业电影的水平也提高上来了，现在韩国商业电影在全球电影市场上都很受欢迎。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平衡的步骤。
电影就是电影，太紧张就不好玩了
南：你如何看待台湾电影今天的这个境况呢？
贾：我觉得台湾电影的问题就是只有电影文化，没有电影工业。它是另外一个极端吧。
南：假如中国今天没有肩负拍商业电影的导演了，你会不会跳出来？
贾：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微薄的。这是个系统工程，有资本市场的问题，有电影生产的问题，有导演的问题，它不单是导演在努力。整个市场化的过程是一个全社会的工程。
南：你看过这几年这些导演拍的大片吗？
贾：都看过。
南：你觉得评论的写法对于他们来说是过于苛刻了还是？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贾：我觉得就是导演也好，评论也好，还是观众也好，我觉得还是太紧张了一点。一部电影它就是一部电影，都紧张了一些，就不好玩了。我觉得商业电影它应该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
南：你觉得他们现在拍的中国式大片，或者说从商业电影的角度来要求它的话，跟好莱坞优秀商业片的差距还有多远？
贾：那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觉得总谈资本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电影跟资本虽有直接关系，但它还有别的关系在里头。
南：以前张艺谋拍文艺片的时候好像也很会讲故事的，但是拍商业大片之后好像被评论为不会讲故事了，这个会不会也是每个导演要学习的新课题？
贾：我只想强调，一个人并不是全能冠军，你不能要求他。我知道我能干什么，干不了什么。有些东西我想我不会去做，因为我既没有兴趣，又不擅长。
南：也就是说你比较清醒，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吗？
贾：做什么电影你都要有乐趣。现在我特别强调制作的乐趣，因为拍电影它最原始性有一种杂耍的心态在里头，就好像玩魔术的他自己有一种陶醉，他自己在表演魔术时就有一种快感，也能带给观众快感。我现在非常强调创作这种最原始生理性的快乐感。
南：你知道前不久戛纳电影节娄烨的事情吧，他现在被禁拍五年。你怎么看？
贾：我觉得双方都应该理性的面对这个事情。因为在几年前电影局已经建立了年轻导演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或许我们应该再进行一次对话吧。总体上来说，我觉得中国电影环境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也不会再走回头路。中间这些波折，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因为我自己也曾经经受过，那么长被禁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展开对话吧。我觉得评价双方都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是要坐下来推动这个事情。
演员都笼罩在我得大奖的阴影之中
南：这次的女主角还是赵涛，你对她的表演怎么看？跟她以前的出演相比，有什么突破吗？
贾：她这次演得非常好，包括昨天我听评审团说，本来在“女王”海伦·米伦跟赵涛间会选一个，后来因为我们拿到了金狮……
南：你的这些班底，包括演员，还会继续合作下部片吗？
贾：幕后班底应该说还会合作，演员就不一样了，并不能死板地说非要每部电影都要这些演员来演，还是会根据不同的风格来定，包括我下面的这部影片全部会请专业演员来演。唯一保留的可能就是赵涛吧，也会请明星来做。不应该把它变成一个限制吧。
南：你觉得赵涛的表演和你的角色之间，基本上没有距离么？
贾：我觉得不是因为她们相似，而是因为她有塑造能力，这次她演的一个比她实际年龄大十岁的角色，评价非常好。包括欧洲评论里面会重点提到她的几场戏，有一场戏她决定跟她的丈夫分手，之前天非常闷热，评论说她内心的那种感情包括把天气的感觉都演出来了。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她现在已经是有点到一个境界了吧，非常自然地能把她自己和角色融合在一起。经过六年的成长吧。
南：那你再找赵涛来演的话，会不会刻意做一些角色上的改变？使她有一个更大的发挥空间？
贾：也会有一些安排，比如说下一部电影本来它的原小说提供的女主角动作性比较强，本来是一个打铁的姑娘，现在我把她改成了一个小镇的护士的形象，因为那个男孩子经常打架，打得头破血流总是去找她包扎，我觉得这个改动会比原来那个更电影化一些，更容易来展示他们内心的感情。
南：你的片子得奖无数，现在会否更希望你的男女主角得这种大奖？
贾：我太希望他们得奖了。我觉得从《小武》的王宏伟开始，到《三峡好人》的赵涛，他们全都笼罩在我得大奖的阴影之中。因为电影老是有机会得到大奖，但他们都没有机会得到表演方面的肯定。我觉得今后一定会(得奖)。都说演员这行是青春饭，但对于真正的表演艺术家来说，随着表演经验的积累，炉火纯青之后会找到他们的天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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