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想到在轻喜剧中讨生活的冯导，会在《夜宴》中与岩井俊二的“极端电影”观念走得如此之近。
《夜宴》的色彩是极端的：黑色基调的宫廷和盔甲，红得充满欲望与残酷的朝服，白得令人联想到死亡的戏服；《夜宴》的仪式是极端的：竹海伎馆的生死大战，拍得酷似幽灵与死神的舞蹈，桥头护卫军因未能刺杀太子而集体自杀的惨烈，重新演绎了死亡在春秋战
国时代所缔造的崇高；《夜宴》的压抑是极端的：浓得有点化不开的宫廷，处处充满了玄机暗算，难得一见的旷野雪地，也仿佛被阴霾暗雾所笼罩；《夜宴》的欲情是极端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忧郁钝蚀了太子的复仇之剑，权力与情欲的膨胀造就了皇后的孤独，痴情近乎愚的青女以死谱写了“心悦君兮君不知”的恋曲，而阴险歹毒的篡位皇帝，也在影片的最后一刻完成了“只为一场梦，摔破了山河”的惊天逆转。
西方文明中的“极端”，源于人类面对超我力量的宗教精神，也源于人类“原罪”意味的拷问和忏悔，而中国文明中的“极端”，却总与君臣妻妾脱不了干系。屈原的“天问”与“离骚”，司马迁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已是中国文明中“极端”的极致，但我们仍能从中依稀察觉到明君忠臣的期许。当崇尚“中庸典雅”、“温柔敦厚”的儒学成为主流后，屈原与司马迁似的中国式“极端”亦成了被遗忘的异数。
正是从这一层面看，冯导《夜宴》对欲望、权力、情感的“极端”铺陈以及对千年宫廷政治的“极端”演绎才具备了传承古风的意味。这里所谓的“古风”，已不是大唐盛世的华丽奢靡，也不是南宋晚明的颓废骄淫，而是曾经锻造了东亚文化性格的关于死亡的神话。“极端”的一个面向是酣畅淋漓、饱满丰富，但另一面却是不可理喻、脱离此在。看《夜宴》的观众，如果着眼在历史的“真伪”与人物的“发乎情、止于礼”，就必然会大呼上当，比之为莎剧和日本电影的拙劣模仿；但如果从冯导意图承继古风、在原初神话层面与西方文明展开对话的角度看，则会为其并不完美的尝试击节叫好。太子与青女形象的苍白扁平，影片前半部分的拖沓冗长，情爱与欲情的突兀发展，最终都被最后精心构筑的“夜宴”大戏部分拯救过来。正是从这场戏中，我们看到了冯导的悲剧天赋，看到了冯导敢于超越“民族电影”设定的规范、以普遍人性主题对话西方文明的气魄。
现实生活中的“极端”往往成为悲剧的诱因，但电影却为各种“极端”预留了空间。电影开始的地方，也正是现实终结之处。孙绍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