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喜新厌旧”的审美心理，敦促着各种艺术样式持续进行探索、创新的不竭努力。如西方戏剧史上“写实戏剧”、“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残酷”、“质朴”、“环境”等戏剧形式的嬗变，又如我国文学沿着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路走来的宛转。
处身于新世纪的文化语境，历史悠久而姿态万千的中国京剧，在传承经典、弘扬传统的同时，也把发展的触角，伸向了实验与探索的领域。京剧交响诗《梅兰芳》，即走在了前面。
如果把《梅兰芳》放置在戏剧这个艺术门类中，也许你会觉得它有些遥远，但如果我们试着用欣赏诗的眼光来打量它，你将不难发现，它确是一首好诗。看《梅兰芳》的演出，我始终沉浸在诗的氛围中，感受它那种诗的语汇，诗的结构，诗的意象，诗的蕴籍……。
这是一出以诗的笔法写成的戏剧。作为中国京剧史上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梅兰芳一生的坎坷经历和艺术实践，早已突破了个人生活的琐屑性而进入公共话语层面，具有相当引人注目的故事性和传奇性，这本是戏剧最应开掘的题材。但创作者却没有对之进行流水账似的实录，同时舍弃了许多有趣甚至是有意义的生活内容，甚至没有将笔力集中在他的艺术成就上，而是有意识地将艺术视野从他个人经历和艺术经验方面的戏剧性上移开，转向了更为久远而广阔的精神价值范畴——诗的星空。
剧作通过这位京剧演员在特定的抗日战争历史时期汇入民族抗战洪流的过程，在中国历史进程和整个世界的背景上，追踪了梅兰芳——这位艺术大师对人类正义、良知的认同与选择；他内心深处的追求、信念和爱憎，在舞台上被重新开掘、提取、整合。创作者紧紧扣住梅兰芳人格、品性特征，更为集中、醒目、清晰地凸现了他“一个人抗战”的硬骨头精神，凸现了他不媚俗、不势利、不欺心的坦荡胸襟。正是这种对于表现内容的取舍和提炼，使《梅兰芳》具有了诗的品质。几个片断，几个场景，人物性格不突出，情节线索不连贯，但梅兰芳精神品格的各个层面，却犹如一粒粒珍珠般成为闪光的亮点。
跳跃性的诗作结构，使《梅兰芳》的舞台空间变得更加开阔而灵动，使意义得以大幅度延展和伸发。作为演员的梅兰芳，和作为角色的梅兰芳在舞台上同时出现；梅兰芳传播友善的散花表演与日军铁蹄接踵而致的同场衔接；楚霸王项羽和虞姬的生离死别表演，与梅兰芳和杨小楼的生离死别在同一场景中相互映衬；日军司令对中国京剧的学唱和下令屠杀中国人的行动同时进行。没有金戈铁马的厮杀，没有尖锐激烈的冲突，没有惊险曲折的情节，然而观众的心，却在舞台的表层和深层，外在和内在之间穿梭徜徉。这些互不相关的空间片段组接，从外部看，似乎缺乏逻辑关联，但它们彼此的相互烘托、比照和互补，却让我们感受到了诗的丰厚蕴涵。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题外之旨，言外之意等，皆由此而生。
这种结构方式也打破了戏剧时间的客观性，从而获得了诗歌写作式的自由。在这些片段演出过程中，创作者从未囿于主体事件发生的客观时间的限制，而是将这些时间摆放到更为广阔而久远的历史长河框架中，使舞台场景不断交替呈现出“过去”、“现在”、“未来”等多种时态和多种戏剧情境，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不断体会到峰回路转、由点及面的感觉。无论是从戏剧，还是从诗歌功能的角度来说，都节省了大量的交代、衔接时间，使场景和意象更集中，更洗练，使创作者所要表达的立意也更加鲜明。
和戏剧一样，诗章也追求韵律和节奏。但《梅兰芳》的处理却有相当的难度。这是因为它的通道不是一人一事，而是多人多事。它是通过梅兰芳的崇拜者，合作者，朋友，妻儿等近10个人的重重眼光和心理感受，对梅兰芳的民族精神和人生态度做多方面呈现的，因而很难找到一个推动剧情进展的逻辑因子，创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干脆放弃了这种努力，而是选择梅兰芳几出代表作的情感流程作为主旋律，串起了这一乐章。从“散花”到“别姬”，到“抗金兵”，再到“醉酒”，其间明晰的推进感和节奏感，不是来自戏剧性，而是来自情感的流转和变化。这种诗化处理使主人公始终处于不同人和事的参照中，处于多重视角的凝聚点上，更便于表现其灵魂与情思的飞扬、热烈，以及它的沉着、含蓄……。刘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