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挑战伦理极限的乌托邦实验(3)

　　二、简约与蕴藉及其美学渊源

　　影片的上述含蓄、内敛、抽象、节制和平淡等表现手段，合起来可以说共同体现了简约化原则，这就是说，尽可能舍弃对象的枝蔓或主要容量而仅仅从中抽离出它的最简单而化约的表现形式。这种简约化表现有两方面效果：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减弱影片的人为色彩、去除令人厌倦的做作成分，加强它的生活客观性；另一方面可以蕴藉深厚地传达编导的表达意图，体现一种蕴而不发的深长效果。

　　王小帅在这里展现的对于简约化和蕴而不发的美学追求，与中国古典美学历来推崇的“蕴藉”原则是吻合的。“蕴藉”又作“酝藉”或“蕴籍”，“蕴”的原义是积聚、收藏，引申而为含义深奥；“藉”的原义是草垫，有依托义，引申而为含蓄。“蕴藉”在文艺领域往往指作品中那种意义含蓄有余、蓄积深厚的状况。刘勰《文心雕龙·定势》在分析文体问题时指出：“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即那些命意浅显直切的作品，大都缺乏“酝藉”。他明确地把“酝(蕴)藉”作为评价文学作品成就的重要标准之一。他甚至强调“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意义深刻的文章总是显得文采丰盛，而把不尽的意味曲折地包藏其中，这样的文章才能“使酝藉者蓄隐而意愉”，令喜好“酝藉”的读者阅读“酝藉”之作而充满欣喜。清初贺贻孙在《诗筏》中指出：“诗以蕴藉为主，不得已而溢为光怪尔。蕴藉极而生光，光极而怪生焉。李、杜、王、孟及唐诸大家，各有一种光怪，不独长吉称怪也。怪至长吉极矣，然何尝不从蕴藉中来。”在他看来，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和李贺等唐代大诗人的诗作，之所以各有一种光彩和奇妙，恰恰是由于把“蕴藉”放在头等重要地位。能“蕴藉”而后生“光怪”，可见“蕴藉”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又认为：“所谓蕴藉风流者，惟风流乃见蕴藉耳；诗文不能风流，毕竟蕴藉不深。”这些表明，“蕴藉”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常用概念，强调文艺语言与意义应当蕴蓄深厚、余味深长。王小帅是否有意遵循中国古典美学的上述原则，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有意识的含蓄、内敛、抽象、节制和平淡等表现手段恰恰体现了古典美学传统在现代电影艺术样式中的复活，表明这种古老的美学原则在现代艺术样式中仍然可以洋溢出表现力。

　　三、爱的乌托邦

　　影片通过这样的简约化与蕴藉式故事讲述，希望获得怎样的观影效果呢？这可以从影片的中英文名称上获得集中提示。影片的中文名为《左右》，寓意着故事中主要人物在家庭伦理上左右为难的境遇。而王小帅在选择全球公映的英文名称时，给出了“In Love(听歌) We Trust”即《信赖爱》这名称。这里的中英文片名合起来就把编导的表现意图几乎和盘托出了：人生难免遭遇灾难或风险，让人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但凭借爱终究可以脱困。在影片中，来自枚竹的母爱、老谢的继父之爱、肖路的生父之爱，以及来自董帆的对丈夫与前妻所生女儿的同情之爱，终究化解了生活中曾让他们左右为难的困窘，把他们引向新的和谐的希望之旅。这显然幻化出一种空前理想的爱的乌托邦，为充满危机意识或忧患意识的当代人提供了一种影像的抚慰。

　　引申而看，这部影片可以说是一则寓言，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时期人们遭遇的生活危机及其化解策略的一种想象态凝缩形式。影片中的两个家庭的成员、两对夫妻本来都是“好人”，堪称“和谐社会”的平常而又合格的和谐市民典范。但即使是这样的良善家庭及其成员，也可能会被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或灾难击中而陷于失谐或不和谐境地。“和谐社会”何以保障？影片给出的是爱，是一种植根于普通亲子之爱和男女之爱而又同时跨越它们的神圣的爱。这种爱驱使枚竹不顾一切地拯救女儿于绝症中。但这种救赎性的爱本身却必然引发新的伦理危机，这就是导致老谢、肖路和董帆同时处于艰难的选择与承担的风险与困窘中；但仍然还是通过这种无边的圣爱，上述三人最后都发自内心地接受了枚竹的惊人选择，并且愿意倾力承担其导致的新的伦理后果。这时，这种既不合夫妻情也不合婚姻法的爱，终于可以跨越通常的人伦之爱，而具有超常的终极性伦理意味。爱，一种神奇的爱可以逢凶化吉、消灾避祸，成为人们通向“社会和谐”的制胜法宝。由此看，影片无疑体现了一种鲜明的爱的乌托邦拯救意味。

　　如果有关这部影片的这种乌托邦意味的阐释多少可以成立，那么，在更宽广的中国大陆电影平台上，可以见出一种涵盖主旋律影片、商业大片和艺术片的共同的值得关注的现象。主旋律影片近年显示了一种我所称的“儒学化转向”，也就是把儒家式仁爱当作“和谐社会”的拯救策略，例如《五颗子弹·····》(又名《仁枪》)、《千钧·一发》、《左手》等。就连商业大片如《集结号()》也把仁爱输入谷子地的鸣冤叫屈的言行中，体现了特殊的爱的力量。向来不顾票房而以境外得奖为重的艺术片，也逐渐地加重了爱的表现程度。从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中，不难聆听到充满生存风险的底层社会中对非婚前妻及女儿的执著的浓烈亲情，对偶遇的路人小马哥的同情的爱等。同属艺术片，王小帅的《左右》没有跨越《三峡好人》那种爱的激流，而是既深深置身其中又有独特的开拓。与《三峡好人》的在某些段落略显铺陈和超现实的虚拟相比(如关于人民币的符号学阐释、“飞碟”降临的超现实刻画等)，《左右》更多地呈现出简约化和蕴藉式叙述，是要以这种节制的方式导向可以惠及全社会的爱的乌托邦的建立。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和谐社会”的建立不能单纯依靠乌托邦，但也离不开合理的乌托邦实验。对此，《左右》无疑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王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