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小帅谈艺术与商业电影的生存与发展(2)

　　王：1993年到2003年这10年，我们解决的是观众问题。我们在探索一种电影创作的自由度。1993年时，国家对待电影的政策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电影并不是一个可开发的产品，地下电影是违规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最想突破的就是一种观念。2003年，《英雄()》票房很好，影院领导似乎发现了新大陆，电影开始作为一种产业放开，从一种事业形象转型为企业形象，市场开始决定这个产业，电影的生产管理也随之变化。2003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当年十月，解禁了我和贾樟柯，我们可以正大光明地拍电影了。政策变了，“地下”也不存在了，我们的地下电影就是民营资本自己做，这就说明我们之前的运作方式是对的。

　　《长江》：很多年轻导演拿了奖，被人认可之后，便会希望进入大的商业系统。你为什么拿了那么多大奖，还是在拍低成本的文艺片，是机会没到，还是根本就没兴趣？

　　王：我兴趣不大。因为商业片系统是一个机械化生产的过程，没有我现在的这个“系统”好玩。商业片目前的误区是求大求美求绚，去寻找大题材，而不是去寻找商业片的规律。现在第一阶段的投资人还有，所以还可以再观望一下，艺术电影从存在的角度上来讲，还能够存在，现在只是要解决消化系统的问题。我在坚持一种东西，坚信某些东西不是没人看，不是没有票房，只不过是因为某种声音掩盖了这种东西。使大众的东西被吸引到一个层面去了。我想，肯定在未来，完全放手市场化的局面，一定也会有一些改变。

　　《长江》：拍这种不挣钱的艺术电影，你如何来养活自己？

　　王：艺术电影走的不是规范的影院系统，而是外围系统。我那时候的片子已经有海外版权在卖了。BBC(英国广播公司)也开始买《冬春的日子》。(我拍的一些影片)陆陆续续在卖钱，还有奖金，就够还借的钱了。

　　《长江》：你不想挣钱吗？

　　王：我当然想挣钱，但我想在挣钱和工作的状态中找到一个平衡。我真的觉得那些挣了很多钱的人不见得比我幸福。当然我也恐慌，40岁的人了，看见大家都冲着钱去，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也会很恐慌。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看平衡的程度，如果你为了挣钱把自己变成一件工具，那个旋涡也是很大的。

　　《长江》：那些投资非商业电影的人如果是艺术赞助者倒也无所谓，可他们又是以民营投资者的姿态出现，这不拧巴吗？他们的目的何在？

　　王：如果他们怀着做工业电影的梦幻来做艺术电影就是拧巴的。一个有5000万元资产的人，即使他有兴趣做电影，把所有身家性命都压上也做不了一个商业片。但有好多人还是想玩文化、玩电影。想进入这个圈子。得了奖，还能有社会效益。他们玩不起商业片这个系统，但可以玩艺术片这个系统。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这个投艺术片的人，片子拍完后，没有人在院线里跟他对应着玩。可让他再去自己玩后半截，一来他玩不动，二来，他又不愿意去玩，因为那已经不算是文化系统了。比如我的《青红》和《左右》的投资人杨林。他也是那种仗义加玩票性质的，让他去经营艺术院线，他也没有兴趣。

　　《长江》：现在的“后半截”是怎样运作的？

　　王：现在是死胡同，没有“出口”。必须是重型的商业炮弹才能够覆盖所有的影院，拷贝量才铺得开，但我们这一类的片子，“出口”特别少。好在有个电影频道，一些年轻导演拍一部六七十万的电视电影，卖给电影频道八九十万，挣个十来万，也就很难再出去了。现在每年大大小小几百部片子在做，但“出口”没有。从资本市场来讲，大家都去玩前面拍片部分，后面的消化系统没人接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