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奖：消费所剩无几的文化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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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当下的香港电影，基本上迈入了华语电影的大范畴。经济的原因也好，政治的原因也罢，原本自成一体的港片，如今也得跟着热钱北上，并且经历阵痛式的文化改造，去“融入”一个所谓的大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有的电影人成了不思进取的“无节操”代言人，不断地自我消费着经典作品的剩余价值，只是谁也不知道，这种只关于钱的剩余价值还能消耗多少年；有的电影人则在夹缝中寻求着港片类型表达的出路，他们就像十七年时期的第三代中国内地导演一样，呆着镣铐却能翩然起舞。
随着这种文化融合的进一步深入，反弹现象也随之活跃了起来，在回归之初都抱有顾虑情绪的本港人，面对日益涌入的许多内地消费者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狂妄气息，文化的自信心在身份的式微面前被刻意强化了。文化表现上四不像的“合拍片”，被解构成了消解身份的毒草，而带有本港市井味道和独特类型气息的“香港电影”，却成了文化优越的代名词。因此，第三类港片追求的是在文化气质上的本土化回归，这也成了近年来香港电影的一个重要特征。
于大众消费者而言，电影节的存在，满足了他们看到偶像明星们的红毯亮相带来的视觉快感。对于电影文化、电影工业而言，电影节应当起到的目的就要来的更加严肃，那便是表彰该区域内电影工业的最高艺术成就，并且为区域电影工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一种方向，规划出一条可行的道路。电影创作面貌呈现出三类取向的香港电影业，这种使命感其实要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来得更加迫切，而针对这三类取向或抑或扬的举措，也能管窥出香港电影金像奖在文化身份上所追求的方向。
无论旁人如何评价，在我看来，这一年来的香港电影的确是一个创作大年。这种繁荣的景象，并非只是因为几位香港标志性导演的作品集中问世。我想我不说大家也明白，王家卫的《一代宗师》、杜琪峰的《毒战》和《盲探》、林超贤的《激战》，都应该是去年大家耳熟能详的几部香港导演的作品。王家卫十年磨一剑，拿出了这部可以称之为新千年以来最为新派的武侠文艺片；历来只在本港大开杀戒的警匪片导演杜琪峰，也开始让毒贩在故事中转战大江南北，与公安干警斗志斗勇；与此同时，这名一直保持高产的导演又用一部《盲探》，尝试了将侦探与喜剧类型揉为一体；永远在枪林弹雨中希望将港片拍成好莱坞大制作的林超贤，终于拍摄了一部在香港电影历史上很少见的运动题材动作片；徐克和周星驰，都能从一种近年来被无数人拍烂的古装片中重新发掘出别出心裁的内容。尽管影迷对这些作品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从类型的角度来看，你不得不承认当中每一部作品都能让你见到某种鲜活气象，而这种鲜活中没准蕴藏着他们的未来。
本土类型的革新化，不仅体现在这些成熟导演的作品中，连今年的新人导演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有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全新尝试。一群年轻人为着街舞的理想，在大楼和绿地上翩然起舞，尽管影片的手法看上去比当中演员的脸还稚嫩，不过依然不影响它成了去年最热门的港片，活力四射的现代歌舞片成了香港新时代青少年们用来自我标榜的“纹身”，而父母辈们叛逆年代中意的那些动作片、恐怖片，反而成了他们眼中的老古董。对于传统类型的态度，麦浚龙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位偶像派的男演员头一次正儿八经做导演，却让人心中一颤，他的作品《僵尸》讲述的是一种在香港电影中不算流行但也绝对有影响力的类型——僵尸片，不过对于这种影响了他童年的电影种类，《僵尸》并未打算在影片中让他们借尸还魂。它巧妙地将一种怀旧的情绪糅合到精致而时尚的电影语言中，从而让《僵尸》从更大的文化意义上给这种类型找到了发展的出路。比起那些只会在日渐缩小的文化普适圈里玩自我消费的过气导演来，麦浚龙反而更加了解港产类型如何变通：他的电影证明，只要在保留类型的基本符号的前提下，电影的技巧其实可以进行全方位的革新。一部新人的处女作，能够拿下金像奖这么多的技术类奖项和表演类奖项的提名，它的话题性足够可以媲美刚刚落幕的奥斯卡奖上的大热门——《地心引力》。
在我看来，类型的自我升级可能是未来香港电影重新找回自我身份高度的关键因素，遗憾的是，香港电影金像奖试图去维护（或保护）的，还是那种港片中流露出来的文化基因。于是乎，可能是近年来杜琪峰艺术探索上最为出色的两部作品——《毒战》和《盲探》双双无缘提名最佳影片。同样的，尽管制作水准和导演技巧上，《僵尸》都胜出《狂舞派》好多筹，但从表演和技术都获得提名认可的前者却不如后者一样，能够进入最佳影片的提名行列。的确，当中会有制衡的因素存在，但这种合理的“偏颇”，或许也埋下了金像奖组委会们保守的种子。
总而言之，金像奖谁输谁赢，在我看来意义并不那么重要。从总体面貌上来看，香港电影终于迎来了不是滥竽充数的一年评奖季，希望这种类型的繁盛局面下，电影人们能够认清港片的必由之路，而不是在接下来几年里，继续沉湎于文化自信的泡沫中，继续去消费那些已然所剩无几的文化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