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夫

　　身心备受伤害的毛宁，在2000年无疑成为娱乐圈里点击率最高的热点人物。由新闻敏感性颇强的病人提供线索，得天独厚的北京地方报纸率先把这个突发事件公布于众。

　　而富于戏剧性的是，在采访过程中，北京的记者遭到毛宁随从们的粗鲁对待。由此又 引发出新的新闻素材。娱乐版不再寂寞，各地娱乐版报刊也犹如久旱逢甘霖般地喜悦，积极介入了这场事后注定要闹大的“专题报道”。

　　同前不久李谷一事件一样，竞争激烈的四川新闻界再次敏捷地首先做出反应。不幸的是，曾经惯用“记者打通××手机”句型的成都娱记，此番很难再沿用昔日那个已成公式化的句型了。当年手机还是个新鲜的通讯工具，演艺界人士尚不可能轻易采取关机措施，而如今，手机不过是一个移动电话，没有多大的炫耀必要和生死攸关非接不可的信息。

　　当“记者打通××手机”的路途堵死后，要想直接围堵发生在北京的焦点人物显然是鞭长莫及。远隔巴山蜀水的四川记者只好采取迂回战术，多侧面地打开缺口，避开主体人物而集中开掘配角的新闻潜力，尽管这最终可能导致报导偏离，但与一言不发相比，似乎更体现了重在参与的精神。

　　结果，纯属毛宁个人生活的隐私，便成了成都娱记“大揭秘”的牺牲品。刺杀毛宁的凶手和殴打娱记的打手以及毛宁公司那位女发言人极具喜剧色彩的“公布事实真相”表演，在旁枝末节却异常神秘的人物面前都顿时黯然失色。当以四川为首的一些媒体津津乐道地继续追踪报道，不断推陈出新之际，北京的媒体哑然了。或许毛宁方面“做了工作”；或许“上边发话了‘不要炒了……’”；或许北京媒体自觉地意识到这个话题越来越无聊，如果再乐此不疲地“追踪”下去的话。

　　毛宁作为公众人物，在遇到尴尬时，理应付出比普通百姓更多的代价。作为他的听众，我们喜欢或反感他都无可厚非。如果他的艺德不好，我们还可以抵制他的演出和在媒体上公开批评。当然，如果他的保镖气焰嚣张地打人(不论殴打的是清洁工还是“无冕之王”)我们不仅要进行谴责还将要求绳之以法。

　　然而，从大量的网民(只能从网民这唯一的渠道)反馈上看，人们对于这次关于毛宁事件的报道基本不能认可，甚至持否定态度。鉴于对媒体积累的反感(如记者拿红包、娱记不自爱等等)，可悲的是，北京记者明明挨打受屈，却鲜有同情者。这不能不引起整个媒体从业人员冷静地反思。

　　十年前，当娱乐版的报道风格历史性地突破传统的“社论体”后，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活泼、轻松与幽默的文风和及时、客观与真实的报道，使娱乐版一度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版面。各地报纸《周末版》的兴起带动了整个演出市场的空前活跃和丰富了人们曾经非常枯燥的生活。

　　但是今天，刚刚十年，我们的娱乐版报道就显现出了危机的端倪。大量同类报刊和电台的出现导致竞争激烈是一个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和最为关键的因素。有关从业人员在短期内爆炸性地积聚，势必使整体娱记水平参差不齐。而“追星娱记”的充斥，则加快了社会对娱记整体评价日益下降的进程。

　　具体说到毛宁事件，不是娱乐版不能报道，而是该从怎样的角度去报道。与李谷一事件不同，前者涉及到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有着深刻和广泛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媒体应该穷追猛打，最终让东方歌舞团的迷案水落石出。而后者更多的属于个人隐私问题(当然谎报军情该另当别论)，媒体过分热衷，肯定就有狗仔队之嫌。因此，保持自己媒体的品牌和品位，该是每个从业人员心中永远不变的罗盘。幸好北京媒体很快撤出了这场无聊新闻大战。但是，意犹未尽的娱记还是大有人在。

　　由毛宁事件在网上引发的热烈讨论，是人们事先都始料不及的。囿于视野狭窄，偏见总不可避免。但人们今天的讨论是成熟、理智和宽容的。更为可喜的是，这在我国又撬开了一个一直禁忌的话题窗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门窗冲破禁锢，可悲的是，为了成全这个话题，毛宁被当仁不让地被推上了祭坛。

　　感谢博库网伊夫专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