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郝建先生，看完了《切-格瓦拉》，曾经追着自己的朋友问：“话剧在哪里？”憨态可掬。

　　是啊，我也帮郝建先生问问：话剧在哪里？

　　话剧如果是风雅，那当然会在附庸风雅者的口袋里，话剧如果是股票，那当然会在股票囤积者的手心里，如果两者都不是，如果话剧还是哑巴嘴里要说的话，铁树枝上要开的花，那它就从来不曾挪动过位置，东张西望视而不见就是郝建先生自己的把戏，话剧，象《切-格瓦拉》这样的话剧，从来没打算和你捉什么迷藏。

　　郝建先生倒是承认《切-格瓦拉》是活报剧，可是马上补充一句“可不是戏剧”。好，说到点子上了！郭田夏老曹，是戏剧，因为人家有前言有后记有文学史定评有回忆文章研究文章定期召开座谈会，所以是戏剧。那么，《放下你的鞭子》肯定不是戏剧，只是活报剧--尽管它代表了戏剧对生活的精忠回报，代表了一代戏剧人对时代的铮铮回答，代表了戏剧回到街头与人民会师。其实，有人对《切格瓦拉》回味无穷，说它是抒情文学的高峰，我倒不太高兴，可是如果有人说《切-格瓦拉》是说教剧，是活报剧，是伪戏剧，我倒觉得，这个戏没白拍！如果与《切格瓦拉》同时另地演出的《风月无边》(刘锦云编剧)才算是戏剧，那种帮忙心态帮闲嘴脸的堂会作品才算是戏剧，那种开口赏花闭口寻欢的“男子无德便是才”的作品才算是戏剧，那么，谁说《切-格瓦拉》是戏剧，谁就是在诽谤！其实，在我心目中，活报剧是戏剧领域内的最高境界，因为它不乞讨千年万年的认可，只是期待于千里万里的传播。活报剧永远记得自己身处什么时代，不会一个人在家里唱卡拉OK。

　　郝建先生还质疑《切。格瓦拉》的宣传词，认为格瓦拉如果只对穷人之间“用鲜血和诅咒凝成的情谊”感动，未免偏颇，提醒我们富人之间说不定也有情谊存在，大家是不是也该合掌称善。如果这是一个不知世事艰辛只图妙语惊人的少女，参加什么沙龙派对，发表如上言论，我倒还好付之一笑……郝建先生还抱怨编导们“把人简单地分为穷人和富人”，这一点我倒也赞同，的确是太欠考虑了---这让郝建先生哪方存身呢？到穷人那边？自己不甘心。到富人那边？人家不认可。后来细数《切-格瓦拉》台词，有一句倒是概括得准确无误：“您要是醒着是富人犬马，梦里是富人兄弟……”

　　郝建先生说到“革命秀”，认为这是表面的激情下面的机巧设计。这是事实可不是罪状。郝建先生可能认为既然宣传革命，就该如摇滚如蹦迪如跳大神如请狐仙如萨满教表演，那么我想剧作者恰恰没有那么神经。他们字斟句酌，他们推敲检讨，为的是每一句台词羞红一种嘴脸，每一声呼唤传递一份坚持。创作和革命一样。是定点爆破，是追求成功和完美的，勿庸置疑是“设计”过的，这一点何劳先生提醒或者“点破”！

　　郝建先生说自己在《切-格瓦拉》中看到的只是文人的牢骚，想出国的人的诅咒和青春少年对不平等的愤怒。我看文人的牢骚也分三六九等，不提屈原，单单是《风月无边》中被作者讥为糊涂虫的金圣叹先生，就是替苏州百姓抗粮抗税最后铸成哭庙案被清廷处死的，煌煌青史，文人的牢骚可也有此等风采！至于想出国的人的诅咒，本来是作者在信笔揶揄，居然被看成夫子自道，我只好假定郝建先生不是有意曲解而是无心误读。最后，郝建先生觉得没有理由让观众相信那些“青春少年对不平等的愤怒”，我从此话臆测出先生已不再青春并且颇为自矜。其实，中国有句老话叫“寿则多辱”，人到中年也不过多了几次妥协和屈从的机会，未见得是什么荣耀或本钱。郝建先生身为人民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之余，也帮我做一道选择题：

　　不该相信别人对不平等的愤怒，是因为：

　　1)根本没有不平等

　　2)有不平等你也不要愤怒

　　3)愤怒了也不该说

　　4)你说了我也不想听。

　　郝建先生最焦虑的是什么呢？他觉得《切-格瓦拉》一剧会诱使人们“简单地发泄不满，诅咒不平等”。“发泄不满，诅咒不平等”只是做人的起点而非终极，起点自然会显得简单，但如嫌其简单而就此放弃，那岂不是干脆丧失了做人的起点？吾为郝建先生忧之。

　　郝建先生还谆谆告诫那些为《切格瓦拉》鼓掌的观众，革命来了没你的好处，要么被人消灭要么被人专制。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学的课文《王贵与李香香》，那里面说“打着了狐狸兔子搬家，听说闹革命崔二爷害怕”。那么，不提革命大家就太平了吗？战舰波将金不开炮，敖德萨阶梯上就不会发生帝俄大屠杀吗？面对尚未形成的反抗，敏感如豌豆公主；面对已经得逞的压迫，迟钝如睡美人，如此精巧的生理构造，活在今天可真是生逢其时。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没人有权给对方洗脑。可是，别人在力托千斤闸，你可以攘臂相助，也可以疾趋而过，但是为什么要一旁雀跃骂战，趁别人无从抽身，偏要别人陪你斗三百回合呢？鲁迅写女娲补天之《不周山》，也曾刻划过女娲两腿间巍然出现的峨冠小丈夫，但那厮还有豆粒大的眼泪可掉，不似全无心肝。其实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是不读诗书，这还有救。一种是枉读诗书，这没救了。

　　文革，近来也常拉出来与《切-格瓦拉》对比，似乎一证实二者有染，便可以捉奸捉双。其实，文革遗风有两种，一种是党同伐异，一种是冷漠加伪善！

　　一听人谈理想就以为遇上敲锣敛钱，一听人谈道义就猜测人家设坛作法，一听人说革命就断定会有满街的明火执杖，为什么会这样？的确不怪郝建先生，要怪文革，怪文革带来阴雨连绵的时代大气候，使太多的灵魂沤出冷漠与伪善的霉斑！这样的灵魂多疑而好辩，为了在媒体的T形台上能够自由游走左右逢源，他们可以质疑人类内心最基本的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如法国理想主义作家圣爱克苏贝里所言--“要警惕那些点燃整座森林只为给自己照亮道路的旅客！”

　　我对郝建先生虽有众多质疑，可也注意到他在文中提到下岗职工和手攥白条的农民，愤懑于编导不为这些真正的穷人说话，似乎他也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可是郝建先生自己的文章中也承认，《切-格瓦拉》中间提到了“别人住进别墅而自己在住安居房”的人。其实只要先生用心回忆一下，这样的笔触还有很多，只是不能面面俱到。但是，郝建先生就是要你写得面面俱到，这就是郝建先生最引为独家秘技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是啊，真正的穷人在下岗在应聘在等米下锅在看富人脸色，他们当然是没时间写话剧演话剧甚至来看话剧，可是郝建先生偏偏觉得，要不就让他们来写来演来看，那才是原汁原味名正而言顺，要不就大家歇菜，回家修炼。如果是“文人”“大学生”这些不太穷的阶层来写来演来看，那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以穷人的名义”！

　　说明白点，郝建先生正是在传播一种危险的逻辑标准：如果你为工人呼吁，你就得是工人，而且你还漠视了农民疾苦，如果你为儿童奔走，你就该是孩子，而且你还抹杀了妇女权益。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为任何一部分受苦人的呼吁都已经堵回去，因为不够全面不够系统，因为不是切肤之痛，不过是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圣贤情怀。这是无心刁难，还是有意扼杀，反正效果是一样的，穷人再不能混进什么人民艺术剧院，而富人本来就收购了小剧场大舞台。

　　穷人是糊涂的苦主，《切-格瓦拉》的演出者是另有居心的讼棍，全靠郝先生喝破迷局，息讼止纷。我现在明白《日出》里面金八爷为什么不出场了，还用得着他老人家出面吗？我现在明白《茶馆》里面沈处长为什么最后出场叫好了，这个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世界还不够好吗？

　　郝先生是读书人，读书人看上去总该有些读书人的气象。你可以吆喝《真空爱情》，你可以预备《紧急迫降》，但总要给自己留三分余地，不要把个人风格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害得任何一位明眼的读者见到先生大作，先是一句：“郝建啊郝建，真的是……‘郝建’的文章！”

　　附：郝建《用不满情绪打造聚光灯》(该文章曾几经易名，改头换面后分别发表在2000年5月25日《北京晚报》、2000年7月6日《南方周末》)

　　5月18日，朋友拉我去北京人艺“看小剧场先锋话剧”。看完了，我追着问“话剧在哪里？”《切-格瓦拉》是顺口溜，是活报剧，是配乐牢骚七重哼、是幼稚含混的革命口号大连叫，可不是戏剧。可能编导心里有数，仔细看看剧场内外的宣传材料，没敢说这是话剧。演的编的都很卖力，可比起文革就差远了去。挥舞红旗，标榜革命，许诺为穷人看病，原来是声嘶力竭地为乌托邦的理想和暴力革命的途径正名。

　　格瓦拉的名字被用做标题，他的照片被幻灯放在10米见方的白布上。可是，当演出开始，灯光一黑，聚光灯亮堂堂地打在了怀抱吉它做游吟诗人状的导演身上，我们的视线就被强制地吸引过去。这时候，导演是声、光、色俱全的活动人形，死去的格瓦拉却只是一个在背景上的黑白照片，正好拿来衬托导演的革命秀。

　　编导的献词中有“请相信这个因穷人的情谊而感动不已的人”。这是一条含糊不清、语法不通的广告语。什么叫“因穷人的情谊而感动”？是格瓦拉自己因为与穷人的情谊而感动？要是这个意思，现代汉语不这么说。要是这个意思，格瓦拉只是自恋，自己觉得自己是颗文化形象的催泪弹。也许，编导是说格瓦拉看到穷人之间独有的、最真诚可靠、牢不可破、用鲜血和诅咒凝成情谊就感动了？那不穷的人之间是没有情谊呢，还是有情谊也不会让格瓦拉和编导为之感动？把人简单地分为穷人和富人，只是编导做革命秀的一种宣传小技巧。

　　编导还以“请相信这个靠穷人的祝福而跋涉不停的人”作为给这出活报剧的献词。可看完了全剧，我死活找不到世界各地的穷人有什么理由要祝福格瓦拉、祝福编导，有什么理由要相信编导让男女演员们声嘶力竭、流着眼泪喊出的话。因为，我听到的大多是文人的牢骚、想出国人的诅咒和青春少年对不平等的愤怒。可真穷人不会关心假诗人眼中的这些不平事：在香谢丽舍大街受到外国人的歧视、别人挣到了美圆自己没挣到、出国或移民办签证时受到白眼、别人住进了别墅而自己住安居房。

　　我在大学教书、每月工资2000多元，可我也总觉得自己是穷人。我也常常生出些沿街乞讨的胆量和坑蒙拐骗的念头。但是，中国的穷人要都象我和编导一样，那中国也太小康了。我绝不认为此剧的编导是在“为穷人的将来而告别过去”(引自该剧的献词)。目前中国真正的穷人肯定不是文人、不是来看“先锋”戏子的大学生。千百个下岗职工是真正的穷人，乡村中的吃饱了白条和挨收费队暴打的农民是穷人，山西岚县被割短舌头的农民李绿松是真正的穷人，在东莞市因被怀疑偷东西就被砍掉了四个手指的孕妇卢善辉是穷人；可是，我没听见编导为这些真正的底层人发一句牢骚，出一声怨言。我的印象是，对当代中国土地上这些真穷人的愤怒和哭泣，编导根本没感觉，而更痛苦于在欧洲遭到的白眼，大洋彼岸受的怠慢。

　　原来，这里是自恋情结的不自觉流露。此外，编导还有意无意地在中国社会逼人的现实之上抹上了一层七彩肥皂泡，把中国的不满情绪、社会矛盾、诅咒和愤怒都简单而全面地引导向那大洋彼岸的富人区和发达的西方去。编导把今日社会的各种不满混在一起，搅成一锅粥，假装精神赈灾、给穷人进行思想放粮，其实只做了一锅面糊涂在我的眼上，好让我眼前更加模糊一片。

　　此剧代表着复活文革、回到乌托邦的祈祷呼唤和回到过去的努力。不用联想，它就是文革艺术的重新演出和文革意识形态的死灰复燃。令人深思的是这次文革美学的再排演把红卫兵的那点意思点破了：编导直接地、公开地引导我们走向农民起义情结的酒后大发散，呼吁我们“去往陈胜、吴广大泽乡”，去重温暴力夺取的旧梦。难道编导给穷人表演的仙人指路就意在于重上水泊梁山去拜谒李逵的灵牌，去重修“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旧日黄粱梦？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思想上的超人哲学、道德纯粹信念、文化和种族优越论都是复活文革的必要条件，而以激进态度煽起不满是走向文革极权的重要催化剂。人们有不满情绪、对社会不公平有愤怒是很正常的，有许多是出于真正的理想主义信念。可如果简单地发泄不满、诅咒不平等只能走向“我花开后百花杀”。果然，我听到许多人对这出活报剧鼓掌喝彩，这令我不寒而栗。很多发泄不满的人不一定知道，要是真跟格瓦拉走，就要象编导一样首先把人划分成“街这边的”和“街那边的”；就要搞暴力革命、彻底革命。要是被划在“街这边”，你就要听从格瓦拉或者卡斯特罗一个头脑的指挥，而且一指挥就是四十年！要是被划到街那边去就更可怕，你就是一条寄生虫，根本没有活的权力！编导要玩一下符号挣点钱也就算了，可他们居然要祭起李逵的板斧和陈胜、吴广的杀人屠刀。格瓦拉的符号在发达的西方可能只是马拉多纳肩膀上的花纹身，是阿根廷人的浪漫符号、是商业社会的小点缀，是摇滚青年给后工业社会种的文化牛痘，可以发发毒增加抵抗力；可在我们这里，编导要拿它点燃农民起义情结的精神焕发和红卫兵意识的野火重生。这可就是拿着毒药当补品，是欺骗青年人饮鸩止渴。看看编导在网上发表的观众问答，更清楚他们跟红卫兵和义和团一样，都标榜奉旨造反。这叫那门子的革命、激进？拿着令箭杀人，那是东厂、锦衣卫的队伍

　　导演让演员穿上工作服，自己怀里抱个吉他钻到聚光灯下，可我看到的还是他们的旧身影：光膀子的文化义和团员；编导跟今天的许多大知识分子、国际知名学者一样，以为胳膊上纹了格瓦拉的画像，我就把你看成现代的足球明星了？想什么呢。就算你贴了格瓦拉的刺青，我把你当足球明星了，你还以为你真就牛逼了，你们是靠裁判下场把对方的球员连土带草一块铲倒才赢的球。先别忙着挥舞文化衫欢呼雀跃，把脑门子上大师兄给你贴的苻纸揭掉。

　　原来，也没什么特别的高招，编导和那些学者一样，都是一些假扮的游吟诗人，假装的民族主义，实际是文革艺术崇拜者、文革意识形态的复活者。他们今天想跟红卫兵学，再一次告诉人家我是为理想主义，我是为穷人奋起抗争和呼吁。只是人家一下就看出他那种不纯洁的机巧设计。他们把各种不满情绪含糊地混杂在一起，变成一盏强烈的聚光灯，照亮了自己的身影。自己想卖格瓦拉的文化衫；自己想要在追身灯光下兜售自己的声音、抢夺注意力、眯着眼睛享受喝彩声、把住门口收取人民币都可以，可是不要以什么穷人的名义！(文/郝建 作者：质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