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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正在中央美院修研的画家李晓明，从香山写生回来交的第一篇作业——《雁来红》就被学校所收藏。在汇报展览的大厅里，第五工作室老师的学生展品中，那笔调细微、造型生动和稀疏有致的白描雁来红花，非常抢眼、引人注目。

　　出生在华北明珠白洋淀南岸的李晓明，对故乡一望无际的平原和清澈的古阳河水一直深深地眷恋。尽管他9岁时，父母相继因病去世后，就投奔到包头的叔叔和姑姑家，但对于童

年的回忆，40年后的今天，依然把他牵回到辽阔的冀中平原。

　　父亲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农民，具有绘画的天赋，经常被左邻右舍请去画影壁和剪窗花，

　　这使李晓明从小就对绘画产生迷恋。面对成熟的庄稼或袅袅的炊烟，总有压抑不住的激动。用线条和色彩来表达这份古怪的情感，只有笔，才能做到。

　　在包头小学，第一张作品就是一个在田野里拾粪的老汉。老汉弯腰铲粪，背后是随风摇曳的金色麦穗。这篇作业得到老师高度赞赏，她的表扬激发了孩子的自信。

　　当学校美术组成立后，大胡子老师所教授的技法不过是临摹一个火柴盒。后来，看到李晓明绘画的火柴盒已经炉火纯青，才同意让他临摹“大海航行靠舵手”或“工农兵”之类的宣传画。

　　一年后，分配来一个毕业于师范学院的美术老师。这位年轻的吴老师，第一次把石膏像引进教堂，面对一尊尊雄纠纠、气昂昂的工农兵石膏像，他讲解了人体结构、人体比例及透视关系等知识。

　　吴老师耳目一新的启蒙教学，让李晓明更加沉醉于画笔的世界里。只要一有空闲，一定抓紧时间画画。当时，朦朦胧胧的奋斗目标就是成为吴老师这样的美术教师！

　　从画手榴弹到火柴盒，从画火柴盒到工农兵，没有买过一次的模特。后来，找到一个被损毁得几乎面目皆非的外国女郎石膏像，就用胶条、铁丝和线绳小心翼翼地捆好。比起面部轮廓缺乏起伏的工农兵，外国女郎线条生动、轮廓清晰。高耸的鼻梁、深凹的眼窝和曲卷的头发都非常适宜表现，尽管她已经破烂不堪。

　　中学时光基本是先与工农兵后与外国女郎共同度过的。中学毕业后，告别了启蒙老师，通过辗转介绍，认识了当地一位有些名气的画家王。这位陶瓷厂的美术设计师，与大师李苦禅的画风颇似。鉴于不可能再跟吴老师学画，李晓明决定拜王维新为师。

　　李晓明拒绝亦步亦趋地模仿王先生，但自己又找不到恰当的落脚点。那时，可供参考的资料极为匮乏，新华书店里仅有几册工农兵丛书《怎样画素描头像》、《绘画基础知识》、方增先著的《水墨人物画技法》、《素描速写常识》等等初级阶段的普及读物。没有必要的参照、适当的比较和及时的点拨，李晓明感觉自己是一个陷进隧道里的盲人。

　　16岁时，单薄、瘦弱的李晓明，就开始了泥瓦工这样非常重的体力劳动。白天，拼命劳动，期待黄昏到来，只有晚上才能忘记一天疲劳，沉浸在色彩与线条的欢乐世界之中。

　　渐渐地，他便把画夹背到工地。趁休息的空当，给师傅画像。然而没多久，领导批评道：“你怎么敢上班带着画夹子？有人反映你不务正业。”第二天，放弃了画夹，但裤兜里装进一个小速写本，反正不能白白浪费时间。风来雨去，将近两年，速写本始终伴陪，记录了身边一系列泥瓦工的形象，记录了青少年时期一段难忘的时光。

　　后来，正式成为包头拖拉机制造厂的一名工人。还是随身带着速写本，午休给一位老师傅画像时，画着画着自己一磕头先睡了，老师傅以为他是因病晕倒。

　　节假日的时候，跑到街头、车站、旅社、公园，见到闲坐着的人就主动跑过去，请求他配合做模特儿。以后认识了画家刘大为。李晓明把所有泥瓦工、装卸工师傅及车马店、公园里的旅客游人的素描画像都拿来请他请教。刘大为老师认真地看了每一幅后，一语道破：“形不准。”

　　这非常专业的一句评语，顿时使李晓明意识到：以往的艰难攀援其实都是弯路。先后请教、拜师数人，看似是博采众家，实则左右摇摆。仿佛一个病人，一直没有真正地对症下药。药了吃了不少，但都是无的放矢。

　　从包头到北京，70年代中、晚期，火车要一天一夜。为了来北京美术馆看画展，站立在拥挤、脏乱的车厢煎熬着。那时，唯一希望的就是能离北京近点儿就好了。

　　78年，为了重建震后的唐山，各地工厂纷纷迁往唐山。为了靠近北京，李晓明也办理调离手续，告别了生活11年的内蒙古再次回到燕赵大地，来到轻工业机械厂当热处理工人。

　　唐山刚从地震废墟上挣扎出来，基础设施非常落后。道路尤其糟糕，破旧的公共汽车间隔时间过长，沙丁鱼似的挤满一车人，一路走走停停，真是烦躁痛苦。每天，在焦急地等待中，李晓明掏出速写本，依靠着站牌描画过往的行人和对面的庄稼地。

　　由于有速写本在身边，就淡化了对于等车的愠怒和烦恼。因为能写善画，在经过几年的热处理锤炼，被调到工会工作。第一次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工作时间举起画笔，生活从此发生了质的变化。写写画画已是名正言顺，并且拥有了独立的画室和较为充裕的时间。

　　一年后，李晓明如愿以偿来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受教于刘大为、史国良、龙瑞、何海霞、高冠华、高天雄、孙克等当代名家，在这里经过系统地学习。毕业后，重回到轻工业机械厂工会，继续从事日常的宣传工作。工会系统常常举办职工美术展览，他每次积极参加，并且回回获奖。作为“工人画家”，他的社会身份、各类头衔渐渐丰富、复杂起来，社会交往和活动日渐频繁。

　　性格内向、厌恶应酬，心疼时间，使他不肯违心地参加官场上的应酬。为此，陷入两难的苦恼境地。这时，他产生了辞职的念头，干脆回家专职做自己最想干的事情。人生一辈子，最痛苦的就是不能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

　　38岁那年，终于抛开铁饭碗。苦闷随即消失，一天到晚他都在画室。不久，一幅幅大小不等的作品陆续悬挂在四周的墙壁，经过一段闭门造画后，他才走出楼门来到野外写生。绿色的冀中平原紧紧地包围着这个小城区，也紧紧拥抱着他孤寂的心。每当骑车靠近田野，嗅着那阳光下庄稼成熟的气味，他都不由想抚摸几下它舒展的绿叶。有时走过牛群，他发现缓缓前行的牛竟然会纷纷把头扭过来，用它们那善良的大眼睛回望他一下。

　　就这样时时与牛交流，时时与庄稼亲密接触，李晓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题材——田野、牛群、农舍。周边村庄的一草一木都了若指掌，长时间地浸泡在那里，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和创作欲望，靠生活的滋养，很快，创作了一批《庭院》系列和以牛为背景、如《曙色》、《绿茵》一类的作品。这些作品随后去参加省内外的一些画展，均获得了同行和专家的好评。名气渐渐带来经济效益，上门来求购的人，纷纷摘走了挂满四壁的书画。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时，有幸结识了也在那里学习的画家史国良。作为画僧，史国良的美术作品有着独特的风格。李晓明认真拜他为师，因为钦佩，一度竟然发展到简单地临摹。从画家转换到美术评论家角色的贾方舟先生，看过李晓明的作品后告诫道：“不要单一地盯住某一、两个画家，要吸收各家之长，要有创新意识，要善于捕捉新的观念。”

　　搞艺术不比做官。官场上的得失，不说明一个人的能力的大小。但艺术是真本事，没有好的作品你就永远没有抬头的时候。所有搞艺术的人肯定都有同一体会：当看到同行涌出好作品的时候，自己因为久没作品，心里异常苦涩和酸楚。

　　2002年，李晓明决定进京。走出唐山的念头由来已久。一是不满足在唐山所取得的一切；二是黔驴技穷的危机感日益加深，必须走出去接受新鲜养分，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三是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都在北京，在那里我才会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进军北京，当然不会选择圆明园或通州区。不是前卫画派在北京寻找知音，也无意在北京开办画廊、经营书画。李晓明是来美院修研的，作为国画画家，如果没有真正进入中国最高的美术学府学习，是不完整和不应该的。

　　昔日的老师或画友，如刘大为、田黎明、陈玉铭这些功成名就的美院教授或美术界活跃的新生代，都对李晓明的前景看好，他们相信李晓明能很快在这个美术界的大本营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名家对李晓明作品的评论：

　　刘大为：画路较宽、基本功扎实、工笔写意皆通、难能可贵、发展潜力很大

　　史国良：是我学生中出色的一个，与我的画风拉开距离，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天地。

　　贾方舟：重感情、不造作、不人云亦云，在朴素的画面上表现出较大的张力和丰富的内涵。

　　陈玉铭：平静，不躁动。用脑子画，画的是他自己。陈子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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